一、自己决定到乡下去当学徒
当时正是大暑节气，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那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天高云淡、赤日炎炎，我爸陪我一起走路，我手里提着一个塑料线网兜，里面装了几件夏天的衣服，头戴一顶晴雨两用的小斗笠，脚上穿了一双塑料凉鞋。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步行，汗流浃背的父子俩在午饭前到达蔑工师傅家里。师傅叫卢木孙，30来岁，是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他中等身材，满脸大胡子，说话声音不大，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看样子就是一个忠厚老实的手艺人。他的家——牛牳潭村，是黎川县潭溪乡团村大队一个有20户人家的小村庄，我爸对这个地方比较熟悉，在村庄里面一打听就找到了他家。
卢师傅他家是自己盖的一栋半新的砖木结构的房子，房子里面全部都是木头，外面砌了一半砖，有一厅四房。南面靠左边那间吃饭专用，右边那间存放杂物。北边靠左是厨房、右边是卧室（以后师傅让我住在他卧室的楼上）。当时师傅正在客厅里面干活，我看见他蹲在用两把长凳架起来的一块大铺板上面，正在编织床上用的篾席。
我们黎川出产蔑席，这种蔑席材料来自山里面的小白竹，做工精细，经久耐用，市场上销量非常大。夏天身上有汗，每天要用热水把蔑席抹一抹，晚上睡在凉席上面感觉非常凉爽舒服。记得我家1974年买了一床凉席，当时的价格是12元钱，四十多年过去了，这床凉席一直还在我家使用，虽然经过自己几次小小的修补，每年换季的时候都要用开水汤过以后，用清水冲洗干净晒干以后把它放在干燥的地方，至今，我家这床凉席还是完好无损，可以正常使用。
师傅看见我们父子俩到来，马上停下手里的活，跟我们打招呼。师母热情地给我们倒水、准备午饭。师母的模样是典型的农村妇女，还不到30岁，已经是两个女儿的母亲，当时她正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记得那天的午饭菜不错，有甲鱼、田鸡（稻田里面生长的黑皮青蛙）、辣椒炒蛋和青菜，记得当年那种青蛙和甲鱼每一斤6毛至8毛钱左右，全部都是当时当地出产的、新鲜的、纯天然没有污染的好食材。
午饭过后，休息片刻，我爸一个人回家去了。这时候，师傅拿出一把旧蔑刀来叫我自己去磨刀，我蹲在师傅家大门前磨刀，不停地往磨刀石上面加水。自己磨了半天，刀还是不锋利，这时候师傅给我指点了一下，费了好大劲总算把刀磨得锋利了一点点。马上师傅找来了一小段半边竹子，用蔑刀把竹子均匀地劈成好几块，把每块其中一半的黄蔑削除，然后再把它每片劈成两块。师傅开始教我怎样把每片蔑再撕开来，这样一小块竹子就劈成了四片蔑。他教我用左手大拇指和食指捏紧篾片，右手用蔑刀的刀口使劲插入一点点，蔑刀进去大约一寸以后用牙咬住蔑头，双手配合慢慢把蔑撕开，撕到有竹节的地方，把蔑放平来用刀轻轻劈过，不停地循环这个动作，这样成功地把这片蔑一分为二。
师傅这是教我基本功，这个看起来十分简单的动作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练习。以前我在老家也剖过蔑，那是小白竹，一根竹子剖成6到8根，要求不高，把黄蔑劈除就行。每100根绑成一小把，晒干以后1000根绑成一大捆，一般两三天时间可以完成这一大捆任务，大约赚到6元钱手工费。老家很多人都会从事这种简单的副业劳动。把师傅加工过的大竹子篾片再剖成均匀的两片，这也是技术活，要求比较高，厚薄一定要均匀才能使用，否则就是废品。师傅教我自己慢慢领会其中的诀窍，关键要用手把蔑死死抓紧，蔑比较锋利，抓紧了反而不会把手割伤。
把蔑撕开以后，在右腿上垫一块羊皮，把蔑放在右腿的羊皮上用刀使劲刮几下，把蔑刮得光滑以后就可以使用。准备好了蔑以后，师傅从外面拿来了一个晒稻谷的旧晒垫，把它铺开放在客厅里面，开始教我修补晒垫。师傅叫我蹲在地上，用刀把蔑削成尖的，左手拿着蔑，右手拿一把六寸左右两头扁扁的尖头小铁锹，有点像两头没有把的螺丝刀一样的工具，把它从右边插入其中两片旧晒垫里面，左手紧接着把削尖的篾片从左边插进去，右手用小铁锹接住篾片，然后用右手拇指按住它，把它慢慢拉出来。再把这片蔑弯成弓一样，再从左边前面一个位置钻进去，右手拿工具接住，然后再慢慢把篾片拉出来。周而复始，用新蔑覆盖了破的地方，这样循序渐进，把原来破损的地方修补好。碰到晒垫破的地方比较多，还要把旧蔑适当拆除，要求接头的地方不能一样齐，必须要把接头错开来，这样美观而且牢固。
这时候，师傅家有两个邻居来看我，他们听说我是从县城来的，看我的样子憨厚老实，不大喜欢说话，就有点瞧不起我。可能他们觉得：人家乡下人都喜欢往城里跑，我一个城里人怎么往乡下跑呢。他们可能不知道，当时我还是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因为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我们黎川县城里的造反派刚刚夺取了政权，县里各级领导干部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级领导已经停止了他们的工作，当时很时髦的做法是“领导靠边站”，黎川县城已经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他们这些造反派从县武装部强行拿走了枪支弹药，为所欲为，黎川县城到处乱糟糟的。
他们这些人，背着枪浩浩荡荡在街上示威游行，造反派里面一些小头头腰间插了两把手枪，耀武扬威。他们认为能够背枪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权力的象征。记得有一次，我姐的未婚夫来到我家里，他是黎川县良种场里面的造反派，可能也是一个小头目，那天他倒背着冲锋枪到我家来吹牛。我看见他走在路上那个样子可神气啦，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姐跟他关系不好，没过多久就吹了。当时全国很多地方各行各业全部停工停产，各地大、中、小学校全部停课，我就读的洵口中学离县城有20公里，1966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学校就没有上课了，开头是在学校里面搞革命的大批判，后来成立了红卫兵织织，有人到处去串联，我哪里都没有去，呆在家里玩，1967年开始，我离开学校已经半年了。
当年我父母没有正式工作，生活来源靠我爸妈打零工维持一家5口人生活。虽然当时我的年纪还小，还算是比较懂事，看到父母生活艰辛，生存不易，坐在家里无所事事的我也想出去干点什么，给父母减轻一些负担。当年还不到15岁的我，身高大约一米五几，体重大约30多公斤，身体还没有开始发育，根本干不了什么体力活。看到邻居我的同学他爸是篾匠，同样一家5口，日子过得比我家好。由于我经常去他家玩，对篾匠这个行业开始有了一点点兴趣，常听大人们讲“卖田卖地不卖手艺”。那时候在我年幼的心里已经有了想法，后来就是这个邻居同学他爸介绍，我自己作主决定投奔乡下我的师傅来了。
二、我帮师傅去赚钱
第三天，师傅就带着我正式出去干活了。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起床，篾匠的工具比较简单，师傅把自己用的蔑刀和两样小工具用一块加工好的山羊皮包好，背在身上，手里拿着一把蔑用的刮刀。我也用另外一块加工好的羊皮把蔑刀和两样小工具包好背在身上，我的手上还拿着篾匠专用的锯子和竹节铲。
我们去干活的地方是团村大队附近一个生产队，大约步行两三里路就到了。比我们先到的有几个师傅的工友，他们都是潭溪公社附近村庄的手艺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两个徒弟。马上，我从师兄的口里听说了师傅以前带的徒弟没有满师就不辞而别了，所以当时师傅比较着急，因为师傅非常需要马上带一个新的徒弟来帮他赚钱，师傅带徒弟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因为我们到生产队里面做手艺的工资是按照人头数点工计算，师傅和徒弟一样付钱，记得当时每人每天工资一块二角钱。而师傅第一年是不给徒弟一分钱工资的，徒弟赚的钱全部落入了师傅的腰包。第二年师傅会给徒弟很少的一点点零花钱，而且要求没有事做的时候，徒弟要给他家抱孩子、砍柴、打猪草。听说过去有一句俗语：“三年徒弟，三年奴隶。”我来学徒之前就知道了这个规矩，介绍人邻居篾匠师傅也跟我讲过。意思是说你在这三年里面不好好听话，不好好干活，师傅是不会把全部手艺教给你的。一般情况下三年才能满师，满师以后还要在师傅身边呆一年。第四年还要跟师傅在一起帮工，帮工就是互相合作的意思，工资肯定是分开来的。
那时候虽然我的年纪还小，对于未来生存的不易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下定决心，不怕吃苦，努力学好蔑工技术求生存。当时我们主要是给生产队修补晒垫、箩筐等农具，工作地点就在他们生产队的仓库里面。当年农村实行的是生产队集体所有制。那时候农业生产非常落后，犁田靠牛，插秧、收割全部靠人工。收割稻谷还没有收割机和打谷机，割下来的稻谷都要用木制的禾桶来打，禾桶后面需要一块蔑织的竹席挡住稻谷不会撒落在外面。禾桶装得快要满了必须用蔑筛子把稻谷里面的杂质筛出来，然后用蔑编织的撮斗把稻谷装进用蔑编织的箩筐里面用扁担挑回家，统一存放在生产队集体仓库里面。当年篾匠在农业生产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门手艺，各生产队每年夏收和秋收前都要做好准备，提前修补好晒稻谷用的晒垫、挑稻谷用的箩筐等篾器农具，另外还要添置一部分新的，为收割稻子做好准备工作。
我师傅是本地小有名气的篾匠，方圆十几里的篾匠活都会有人请他和他的工友去做。我们做好一番准备工作以后，差不多时间本村的老乡就会来叫我们去吃早饭。当地农村他们都是用大锅煮饭，大锅里面一般都要多放一些水，把米煮到半生熟就把它捞起来放在木桶里面蒸，锅里面留下很少一点点米继续煮成稀饭。冬天，一般人家里面都会把红薯放进米汤里面煮成红薯稀饭。当年农村人家里有钟表的很少，他们出工、吃饭的时间都是以太阳有多高来参考比较，有的看见别人家厨房冒烟才开始做饭，大家都是过着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生活。
有篾匠来给生产队干活，生产队长就会提前一天按照顺序通知社员家里，比如明天有几个篾匠派到你家来吃一天饭，让这家人提前准备好。农村吃派饭是当时相当长一段时间农村不可推卸的一种义务，生产队里面经常有公社和大队干部因为工作需要来到本村，生产队都要提前或者临时安排领导到谁家去吃饭。谁家几个人吃了几顿饭，由生产队记好账，一般没有钱支付给社员，到时候由生产队里面的保管员统一按照每人每天几斤稻谷的标准发给吃了他家派饭的社员。师傅告诉我，到别人家里吃饭必须遵守几个规矩：提前打好半盆水给大家一起洗手；徒弟不能坐在厅堂上面那个位置，必须要给师傅盛饭；吃饭的时候不许说话，吃菜不能挑三拣四；夹菜不许乱来，只能夹身边碗里面的菜；好菜必须留一部分，不能给主人桌子上空盘子。农村人都很忙，因为我们一般都是提前吃饭，我们必须提前吃晚饭走路回家，吃饭太晚回家路上看不见。后面他们家里面的人还没有吃，必须看菜吃饭，不能把人家的菜全部吃光，我们徒弟必须提前吃完下桌子。
我看见师傅吃饭前先要用筷子在菜汤里面蘸一下，他说这样筷子上面不会粘饭。师傅平时只要吃一碗饭，而我要吃两大碗，师傅看见我饭量大，他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就会慢慢等着我，一般也不要我给他盛饭。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农村人确实也拿不出什么好菜来招待客人，生产队派饭一般人家也没有那么大方。虽然距离师傅家两里路远的团村大队每天早上也有一两个小时的“露水街”，一般都是卖家里多余的蔬菜和鸡蛋，鱼、肉、豆腐和豆制品根本买不到，农村人平时也没有什么零花钱。农民家里吃的猪油都是过年杀猪时要储备好，平时舍不得多吃，勉强够一年半载食用。生产队种植的油菜籽都要上交国家，每年都有任务。油菜籽完成国家任务以后，社员能够分到手里的很少很少。村民们一般都是食用自己家里种植的蔬菜、稻田里面的田螺、泥鳅和小鱼小虾，以及自己家里的鸡蛋，这就是最好的美味佳肴。由于荤菜不多，往往就会在荤菜里面放很多很多辣椒。农村人种的辣椒非常辣，经常辣得我们满头大汗，辣椒辣得嘴巴难受，上厕所大便时肛门难受。
几个师兄年龄也不大，都是附近的乡下人，他们对我都很客气，他们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们在一起修补农具，干活时对我特别关照，他们提前会把破旧的晒垫拿到外面去晒，晒过以后用篾片轻轻的敲打，敲打过的晒垫会松一些，也没有那么脏，修补的时候舒服方便。晒垫破了边和角的地方，修补需要技术，师兄他们都会手把手地教我，让我尽快成为一名熟练工。干活的时候，师傅叫我们尽量不要说话，因为仓库里面经常有队长和保管员进来，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在磨洋工。等到没有外人的时候，在一起干活的几个师傅、师兄都会找点话说，男人们往往对女人的话题比较感兴趣，谁家的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经常会对她们议论一番。谁家的饭菜比较好，哪一家人特别小气等等。我们篾匠有一套自己的暗语，自己人交流的时候不容易被外人听见，避免泄露我们自己人的秘密。开头他们说暗语我一点也听不懂，很快我就能理解，篾匠的暗语里面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代名词，仔细听过几遍后能够记住就知道了，非常简单。
三、乡村里的文娱活动
当时黎川县城里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经常发生冲突，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每天都有很多新闻事件发生，当年的新闻传播途径都是依靠口耳相传。师傅家小村庄交通比较方便，经常有人走路往返县城，从县城传来的马路消息比较多。牛牳潭村庄里面也有一个消息灵通人士，他几乎每天都要去一趟县城，他是一个能说会道、阅历比较广的比较年长的男人，我看见他经常站在邻居家房头屋檐下给大家传播小道消息，谈论国家大事。平时总会有好几个人聚在一起，听他海阔天空地高谈阔论。出于好奇心理，我也不由自主地会向他们靠近，我也喜欢听他吹牛，听听他讲一些天南地北、半真半假的国内外新闻。这在当时没有广播喇叭、也没有收音机的原始社会一样的小村庄里面，有人聚在一起闲聊也是一种很好的娱乐活动。
一个多月以后，师母生下一个男孩，全家人喜笑颜开，把他视如掌上明珠。我妈得知这个好消息以后，特意走路过来给师母和婴儿送东西。农村人重男轻女，生了男孩是喜事，满月的时候要在小村庄里面请人来唱一晚上白话文。白话文一般都是把古代比较有名的民间故事，通过说和唱的形式传播给广大听众朋友。当年唱白话文在我们老家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娱乐方式，白话文的说唱者就是我们县城里面有名的黄麻子。这个黄麻子他有四十多岁，是个瞎子，因为小时候过天花留下满脸麻子，人家都叫黄麻子。这个黄麻子他自己勤奋学习练就了白话文这门民间艺术，在我们黎川同行里面他是最优秀的，颇受广大群众喜爱。
夏日的傍晚，农家小院座无虚席，师傅早早就准备了一大盆稻谷壳，黄昏的时候就把它慢慢点燃，谷壳燃烧以后的烟雾驱赶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蚊子。师傅给黄麻子准备了一把竹椅子，旁边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茶水，黄麻子手里拿着请人制作的一段两尺来长、小碗那么粗的空心毛竹，把毛竹外面一层绿皮削掉以后比较轻，中间的竹结打通，在毛竹一头蒙上几层猪的板油薄膜，他用手指在薄膜上面轻轻的敲打，发出乓乓乓的响声，这个东西就是他唯一的道具。
听到晚上有唱白话文的消息以后，附近村庄的村民都会老早赶来，他们有的自带板凳，有的到村民家里借来竹椅，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坐下来耐心等待。开始了，话说某年某月某地发生了某某事情，黄麻子用标准的黎川方言，声情并茂一字一句开始说唱故事了，他的声音就像收音机里面的艺术家单田芳，口齿清楚，发音有轻有重，需要唱的地方他的声音有点像男中音歌唱家，更是节奏有快有慢，中间没有规则的敲打几下手中的道具，乓乓乓乓的声音把他的话音衬托得更加悦耳动听。他说唱的白话文非常受当地村民喜爱，记得说唱的故事内容都是古代一些名人，比如薛仁贵、岳飞报效祖国和孝敬父母方面的感人故事，传播的都是满满的正能量。村民们聚精会神地听，毫无睡意的享受这一晚上难得的文化晚餐。
黄麻子唱白话文一般都要唱到深更半夜以后，有时候还要唱到天亮，我对他兴趣不是很大，听不了多久就会打瞌睡，老早就回去睡觉了。
四、师傅家里故事多
我睡觉的楼上铺了一张床，旁边囤了不少稻谷，稻谷就是师傅一家人一年的口粮。他们生产队仓库有限，秋收以后就把每年的口粮发到村民家里自己保存。为了防止老鼠，师傅家养了一只大黑猫。有一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听见我身边囤放的稻谷里面发出沙沙响的声音，在漆黑的夜晚我睁开眼睛一看，在一片黑暗中，只看见两个绿色的像电灯泡一样的绿光在稻谷中间闪动，我知道它是猫的眼睛，继续睡觉并不害怕。第二天师傅特意爬到楼上，他昨天晚上可能听见了什么动静，他知道猫又在稻谷里面干了坏事，我看见师傅用手扒开稻谷中间，挖出一坨硬邦邦的猫屎把它扔了出来，师傅马上在楼下把黑猫打骂了一顿。原来猫有一个坏习惯，拉屎的时候它自己会找一个地方，用四条腿使劲往后面刨出一个坑来，然后把屎拉在它自己挖好的坑里面，拉完了屎以后它马上就会把屎掩埋起来。
师母每天都要用猪油拌饭给猫吃，猫吃饱了以后就会躲在比较凉快的地方去睡觉，冬天它就会睡在锅台上。师傅家虽然养的是一只懒猫，有它在家里老鼠就无踪无影。师傅家还在大门口靠右边大约3米高的地方挂了一个鸟笼，鸟笼里面关了一只大斑鸠，斑鸠每天都会发出咕咕咕的叫声。师傅给我交代：每天必须给斑鸠加一把稻谷和一小罐水。我听从师傅的安排，拿一架小梯子爬上去，给鸟笼里面加水和稻谷，坚持每天都做好了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忘记过。师傅家旁边有一个柴火棚，专门用来放稻草。他家的母鸡就在柴火棚里面下蛋，我经常看见师母从柴火棚里面捡回来好几个鸡蛋。柴火棚有那么大，可能师母还没有全部找到柴火棚里面的鸡蛋，有一次老母鸡从柴火棚里面带出来了一窝小鸡，这个意外的惊喜让师母高兴极了。
我到师傅家没有多久，他在两里路远的团村大队的妹夫拉来了板车，请来两个邻居帮忙把师傅家养的一头大肥猪五花大绑，拉到潭溪公社的供销社卖了。后来我得知：当年农村社员每家每户每年必须上交一头毛猪给国家，标准重量必须要空肚子120斤以上。卖猪的时候，供销社的收购员他要看猪吃了多少东西，必须扣除猪肚子里面5—10斤，然后按照国家规定的价钱，大约每斤毛猪付给农民五六角钱，这个任务是雷打不动的。当年农民兄弟辛辛苦苦一年左右，养大一头猪连本带利才有七八十元钱收入。因为有了农民上交生猪，我们城镇居民每人每月才有半斤猪肉供应。国家政府机关、学校食堂、企业单位食堂都是依靠农民完成上交毛猪任务以后才有肉吃。一般村民家里每年都要养两头猪，上交一头猪以后，另外一头猪可以自己杀了过年。
当时师傅家里只养了一头猪，把肥猪卖了以后，师傅马上到潭溪公社赶集的地方买回来一头七八十斤半大不小的猪，因为师傅家里当年上交毛猪的任务已经完成，距离过年还有五六个月时间，过去农村人家里用米糠、野菜喂养一头猪大约需要十个月以上才能长大。师傅计划好了，他们家里把刚刚买回来的这条猪养大以后，过年自己可以杀猪有肉吃。师傅家菜地不多，他也没有很多时间去种菜，他家在田埂中间种了几棵丝瓜和辣椒，有时候叫我去给菜地浇水。他家养猪青饲料不多，为了尽快把猪养肥，师母每天给它喂很多大米和米糠。
平时我和师傅都在外面做工，在外面吃饭，师母家里为了省事，经常看见她用鸡蛋炒饭。师傅家里有一块自留地，大约半亩水田，每年种两季水稻。师傅把他家里的人和猪粪尿、草木灰全部撒进自己家的水稻田里面，由于肥料充足，师傅家的水稻长得非常好，比生产队同样大的面积稻谷要多收一倍。收割的季节，他妹夫主动会来帮忙，我也跟他们一起去收割稻子，分享丰收的喜悦。
师母是个慢性子，儿子小，家务事情多，经常忙不过来。平时只要我闲着，她就会叫我抱儿子。抱孩子可不是什么好差事，经常会把屎和尿漏在我身上，婴儿身上还有一股奶骚味，感觉不好。我不愿意抱孩子，但是又没有办法推辞。怎么办？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经常把他儿子弄哭来，抱在我手上的时候想办法让他不舒服，小孩睁开眼看我的时候，我故意做一个鬼脸吓唬他，经常让他哭，让他妈心疼，马上让师母抱回去。当年，我曾经虐待了师傅的儿子，而他们家人丝毫没有察觉，这件事让我心里感觉至今都是有愧的。
师傅的儿子奶水不够吃，师傅经常会到县城里面去买，那时候奶粉是买不到的，只有一种叫“炼奶”的奶制品，价钱比较贵，是玻璃瓶装的液体。每次师傅进城，都会带上十多元钱现金，那时候十块钱可是一笔巨款，可以买回很多婴儿食品和儿童用品。农村人请人做手艺一般不给现金，他们家里能够拿出现金的人很少。当年农村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副业，他们主要收入依靠生产队集体的稻谷收入，都要等到冬天生产队里年终分红以后结账。我看见师傅有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别人欠他的账，农村有的人家里劳动力少，生活非常困难，年底分不到什么钱，最穷的人家口粮钱都不够。听师傅说还有几年前的账没有结清。相比之下，我师傅在当地算是一个有钱人。师傅每次进城都是走路往返，他很想买一辆自行车，可是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农村人想买自行车是买不到的，后来听说师傅第二年买了一辆旧自行车。
五、农村里面喜事多
邻居李师兄是我师傅的徒弟，我们师兄师弟相称。他们家是一个大家庭，他哥结婚以后没有分家，七八口人生活在一起。李师兄他那年20来岁，跟我师傅学习篾匠5年了，他已经能自己一个人完全独立工作了。那年听说他家养了三头猪，上交一头、准备过年一头、办喜事一头。因为他马上就要结婚，结婚必须杀一头猪，请全村庄人来喝喜酒，他妈老早就作好了准备，确保办喜事前有一头大肥猪出栏。
杀猪前，必须提前要去团村大队批条子、交几元钱屠宰税以后才可以自己家里杀猪。师兄的未婚妻就是邻村的姑娘，那年刚满18岁。有一次，师兄牙疼，他的未婚妻特意买了东西来看他。师兄的未婚妻长得很漂亮，我和她偶尔见过一面。听说现在的抚州农村娶媳妇需要十万元以上订金，现在抚州的村民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交够了定金以后就可以把女孩带回男方家里去同居。当年师傅家乡也有交定金的风俗习惯，定金一般也就200元钱左右。当年黎川也流传这样的顺口溜“三百三，两百两，少一分都别想”。意思是找老婆要两三百元钱定金，当年在工地劳动一天的工资仅有八毛钱，差不多劳动一年的收入够交定金钱。不过，农村里面没有结婚的女孩是不会到男方家里去住的，当时未婚同居是会被人说闲话的。
当地人嫁女儿必须要请篾匠提前订做一床蔑席陪嫁，这种陪嫁用的篾席规格是12根蔑加起来的宽度为一寸，一般人家里用的篾席规格为十根蔑加起来一寸宽，陪嫁用的篾席做工更精细，质量要更好，还要编织花纹。嫁女儿还要请篾匠编织一对火笼作陪嫁，就是把买来做火笼的小瓦盆编到蔑里面，上面安装一个提手的，编织好了以后还要在外面刷漆，样子很漂亮，冬天提在手上用来烤手，放在脚下很暖和，还可以用来烤衣服和尿片。
师兄老婆陪嫁用的篾席和火笼都是师兄自己编的，他的手艺也不错，那年秋天就开始在家里编织这两样东西。我经常跑到他家去看，师兄说等到我以后差不多时间，他会教我这方面的技术，虽然以后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师兄的几句话说得我心里面暖暖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破“四旧”的时候，很多一些旧风俗被破除，比如结婚用花轿抬新娘子和吹唢呐。没过多久，农村里面很多地方还是按照过去自己的风俗习惯办理红白喜事。师兄结婚那天，请来了花轿和唢呐，用八个人把新娘子抬回家，还摆了二十几桌酒席，场面非常热闹。农村人的喜酒比较晚，吃完喜酒还要闹新房。到了晚上十点钟，厨师还准备了一大锅香喷喷的糯米饭，他们家自己种的一季稻圆糯米味道好极了，锅巴特别香，我吃了一大碗，吃得饱饱的去睡觉。
记得师傅每年都要给附近好几对新人做陪嫁用的篾席和火笼，加工这两样篾器不吃亏，除了工钱以外还要请师傅吃喜酒、给红包。有一次，团村大队有一家女儿出嫁的喜酒师傅没有时间去应酬，师傅他就叫我去喝喜酒。这么好的差事我当然乐意。农村人办喜事一般都安排在年底，农民收割完了以后有时间喝喜酒，尽管当年物质条件有限，过年的香菇、木耳、目鱼、白糖都要凭票供应，农村人没有这种福利。不过农村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办法，他们一切都要靠自力更生，每年农历十月就要酿制好了米酒，这种糯米酒叫“十月烧”，口感非常好但是容易醉。当地人出产的东西还是很丰富，自己种养加工的农副产品应有尽有，鸡鸭鱼肉，不少美味佳肴。
对于我来说，当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难得吃到猪肉，有肉有好菜吃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当年，我们黎川不少地方还流行一种不文明的习俗，就是吃喜酒的时候，很多女人提前拿一个碗放在身边，她们开始动筷子的时候就先往自己那个碗里面夹菜肴。那个年代每家每户孩子多，平时没有什么好东西吃，碰到有喜酒吃的时候，她们往往会抱一个还要牵一个孩子去，吃完喜酒还要带一碗菜肴回来给家里的孩子吃。如果跟女人同坐在一桌，往往刚刚上了一个菜，大家还没有尝到这个菜什么味道时，这道菜就没了。所以，男人一般不跟女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喝喜酒。因为女人们把菜都夹到自己带来的那个碗里面去了，后面男人喝酒菜都不够，所以他们对女人评价不好。当年还流行这样一句口头禅：“请客莫请女客，说话时口水溅上墙壁，打破了碗还要问小孩有没有吓着。”
对于因故缺席酒宴的客人，东家一般会给他家带一包菜肴回去，就是每一样菜都有，汤菜除外。他们都要用荷叶或者芋头叶子打包，用竹笋壳撕成条做绳子绑起来托人带回去，如果没有给菜肴就给他家一小块猪肉。农村人办喜事一般都有一个长者主管安排收礼、采购、安排酒席座位等后勤事务，这个人必须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必须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算盘打得啪啪响，人们称他为“柬房先生”，他会按照收礼簿上面的名单，用红纸用毛笔写好客人的名字贴在每一张酒桌的左角上。
一般农村人结婚的喜酒要把舅舅安排在首席上座，那天舅舅的地位是老大，舅舅没有开口大家不敢动筷子。记得那天我在团村吃喜酒，吃到很晚才结束，吃完喜酒以后我才发现天完全黑了，伸手不见五指。看见天黑我着急了，怎么回家呢？东家非常忙，可能把我忘记了，这时喝完喜酒的客人渐渐散去，没有人理睬我，怎么办？当时我坐立不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没过多久，师傅和邻居两个人打着火把来接我了。我看见师傅手里高举着几根点燃的麻杆，燃烧的麻杆没有什么烟，照亮了一大片地方，这种东西当火把照明还真的非常实用。当地出产黄麻，黄麻收获的季节，把黄麻的皮扒下来，再把上面一层绿颜色的皮刮掉，晒干以后可以卖钱。村民们把黄麻里面的杆子放在水里泡几天捞出来晒干以后，就可以用来当作火把照明。当地农村家里面大部分人家都是把它当柴火。记得1968年我下放农村的时候，当年买一支手电筒要好几元钱，一副电池要五毛钱，这几元钱可是来之不易，相比之下，农村人还是喜欢用火把照明更划算。
六、乡村学徒的记忆
师傅家前方大约200米是一条黎川县城通往德胜关的沙石公路，德胜关是黎川县城管辖的一个乡镇，那里有很多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里面很多职工都是造反派，经常看见他们开着没有篷的解放牌大卡车，拉着满满几车人到县城去支援造反派。他们浩浩荡荡、杀气腾腾那个样子，我看见都害怕，解放牌大卡车的驾驶室前面顶棚上面架着机枪，他们一路上乱开枪。汽车开到有村庄的地方，更是毫无目标的扫射，枪声就是要让老百姓知道造反派的厉害。
那天几辆汽车从马路上开过，机关枪“哒、哒、哒”的声音就像放鞭炮一样，出于好奇心理，我立刻跑出去瞧一瞧，马上师傅叫住了我：“别去，好危险。”那年国庆节，我回家玩了两天，顺便跟同学打听一下我们学校的情况。当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听见有人说造反派抓住了保守派的坏头头，并且开枪把他打死了。这个坏头头就是当年黎川县城里面的名人，他是保守派“红三司”的负责人，其实他并没有干什么坏事，只是跟造反派观点不一致，两派组织的口号都是保卫毛主席。
保守派的头头名字叫林子发，他是黎川中学高三学生，漆黑的皮肤，满脸大胡子，28岁。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经常看见他出头露面，我曾经看见他在街上刻公章，把好几个刻好的公章塞在中山装外面口袋里面，鼓鼓囊囊的。听说那次他要去北京告状，造反派要通缉他，千方百计不给他去。他本来可以在邻近黎川的光泽火车站上车，为了安全起见，林子发舍近求远，跑到光泽后面几十公里的邵武火车站上车，在邵武火车站候车室被造反派把他逮了个正着。造反派把林子发五花大绑押回黎川县城，用乱枪把他打死了，听说打了28枪，因为他那年28岁。文化大革命后期，开第一枪的学生被判刑入狱。那年国庆节以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两派斗争已经停止了，社会秩序逐步走向稳定。
师傅家村庄附近没有什么山，那里的村民家里都是用稻草作燃料烧火做饭，收割的时候，生产队把稻草分配给每家每户，由自己家人负责把稻草晒干挑回家去保管。农村里面还是有能人，他们把稻草堆在外面一年不会烂。堆放稻草也是一门技术活，必须在空旷的地方竖一根笔直的大木头，围绕这根木头四周把稻草垛起来，底下离地面一尺，开头绑上几把稻草，慢慢往上增加，开头像一把倒过来的雨伞，中间形成一个圆柱体，然后爬梯子上去往上增加稻草，草垛顶上圆锥形，确保中间不会漏雨，不怕风吹雨打，始终保持里面干燥，冬天需要用稻草喂牛的时候从底下抽，从来不会散落，当地掌握了这种技术活的没有几个人。
农村每家每户都有自己家的厕所，厕所盖在房前屋后附近，就是挖一个长约两米、宽一米左右，深一米多的粪坑，里面砌了砖，水泥糊好以后把小房子盖在上面。粪坑上面三分之二是猪圈，小部分是厕所，还能够把鸡、鸭、鹅都关在里面，他们这样能够把猪和人粪尿全部存起来。潭溪乡地处平原地区，稻田肥沃，水资源丰富，纵横交错的小溪小河，可以说是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他们除了种植水稻以外还种少量烟叶，年底社员分红时，每人每天的收入都有一元多钱，这在当时我们黎川全县来说可以说是比较富裕的地方。
师傅家团村大队利用小溪的水修建了一座小型水电站，白天利用水轮泵来加工大米，晚上可以发电。虽然电力不足，照明还是可以基本保证，这在当时我们县里面的农村还是比较难得的好地方。师傅家后面不远就有一条小溪，这条小溪宽约一米，水有半米多深，溪水清澈可以见底，小溪里面有小鱼游来游去。师傅这个村庄的人都在这条小溪里挑水吃，好像水质很不错。小溪的下游可以洗菜、洗衣服。夏天师傅带我到小溪里面洗澡，平原地区的水受阳光照射时间比较长，水温没有那么凉，洗在身感觉很舒服。师傅买的毛竹一时半会用不完，就把它扔到小溪里面泡，留着慢慢用不会干。冬天，村民用自己蔑编的大圆球一样的篓子，中间留一个洞，安上一个四五尺长的木头把，用它把地瓜、芋头装到篓子里面，放到小溪里面使劲摇，锋利的篾片把芋头的皮刮得干干净净，这个方法简单实用。
七、我跟师傅不辞而别
很快就到了冬天，我妈提前给我送来了棉衣和帽子，她悄悄告诉我，准备给我换一个城里的师傅，那个师傅离家里很近，以后可以跟城里的师傅进入到他们单位里面去工作，当年是不允许自己单干，必须走集体化道路。黎川县城有一个篾器社，属于集体所有制单位，他们单位在县城街上有一个门市部，外面卖篾器产品，里面是生产车间，车间有几十个工人在里面上班。当年在人们的观念里，单位就是一份保障，一个比较牢固的饭碗。
我妈告诉我的这件事让我有点心动，我默默地放在心里，没有告诉师傅。对于自己的未来，我前途一片迷茫。冬天的早上，田野一片雪白的霜，有水的稻田里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我和师傅踩在结冰的路上，嘎肌嘎肌的响，我们师徒二人每天早上走在羊肠小道上出去干活，傍晚刺骨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我的心里也是冰凉冰凉的。篾匠难免手会被划破，我的双手虽然磨起了厚厚的茧，锋利的竹片还是会经常把手割伤，左手拇指和食指是受伤最多的地方，经常会被割出一道道口子，血淋淋的。那时候没有创可贴和胶布，手上出血了就撕一块破布，自己把伤口包扎一下，继续干活。寒冷的冬季，开裂的双手好几天不会愈合，手指钻心一般的痛。
我每天捏着湿漉漉的毛竹在手里，握着冰凉的蔑刀，心里感觉有点凉。刚满15岁的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心想还是上学好，没有这么辛苦。对于自己的未来，我前途一片迷茫。跟师傅到村民家里去干活，要求比较高，毕竟我还是新手，编织的东西比较多，很多编织技术都不会，感觉压力很大。进入村民家里，首先要把大厅里面的地打扫干净，农村人鸡鸭都是放养，特别是胡鸭，走起路来一摇一摆，慢慢吞吞，到处拉屎。如果没有清理干净会把鸭粪沾在蔑上面，摸到手上，还有可能把鸭粪咬到嘴巴里去。很快，师傅教我破编织晒垫的蔑，这种蔑需要比较大的竹子，把一片破成8片，技术要求很高。师傅先把它破成4片，然后让我把4片撕成8片，破篾毕竟是技术活，这项基本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熟练。编织晒垫的时候，师傅开始教我，师傅在前面编，我在后面跟，把握好松紧度，需要时用竹尺敲打几下，保证编出来的东西平整光滑又好看。
很快1968年春节即将来临，师傅家乡的村民每家每户都要自己做一锅糯米灌心糖过年，他们自己去买麦子，提前准备好麦芽，把蒸好的糯米饭倒进专用的小水缸里面，等到糯米饭30度左右时把切碎的麦芽搅拌到糯米饭里面去，盖上盖子，为了保温，必须用稻草加棉被把小水缸包得严严实实。第二天，糯米饭和麦芽经过化学反应变成了糖水，再把糖水里面的渣去掉，然后把糖水放在大锅里面慢慢熬，等到把糖水里面的水分熬干以后，用一个泥钵子盛起来，逐渐冷却，然后把糖放在一个大木头勾上面拉，黄色的米糖逐渐变成白颜色以后，把米糖做成一个空心的圆柱体，再把芝麻拌白糖灌进去以后封口，拉长。
趁还没有完全冷却的时候，把灌心米糖拉成手指一般粗细，剪成3寸长左右，放入铁片箱子里面，加入一些爆米花，可以保证糯米糖不会融化。关于糯米糖还有一个传说：武夷山脉有座会仙峰，一日，八仙云游至此，见这里虽然森林茂密，古木参天，但是百姓依然穷苦，他们就商量救助百姓之良法，他们见蜿蜒山下的黎滩河边赤沙如金，白石如银，随手捡起一块白石，拍击成片，包上一把赤沙，立刻石变成银，沙变金，并赐予百姓，从此这里的人们安居乐业，富足有余。以后每年逢过年，这里家家都要用糯米和芝麻做成这种米糖，以期来年富足，并取名“银包金”，且成为历朝贡品。
记得那年我提前几天回到家里过年，过年期间，我妈给我联系好了县城的篾匠师傅，师傅姓胥，抚州人，30多岁。他家住在黎川县城黎滩河对面的篁竹街上，离我家非常近。胥师傅的单位就是黎川篾器社，当时篾器社没人管事，单位基本上瘫痪，单位虽然还没有解散，已经一年多停工停产，职工自谋出路，胥师傅和他的同事们长期下乡做手艺。见过面之后，他对我这个熟练工非常满意，答应每月给我六块钱工资，我也很高兴。
1968年大年初四，听从我妈的安排，我提了两样小礼物到卢师傅家里拜年，当时卢师傅不在家，出去拜年了，师母招待我吃了一顿午饭，关于准备离开他家的事情我一字未提。农村人正月一般都是走亲戚，要等到元宵以后才开始干活，那天师母也没有问我什么，我吃了午饭就回家了。过年以后没多久，乡下的卢师傅来到我的邻居篾匠家里做客，听说他跟我的邻居讲，他想要我跟他回到乡下去继续学徒。我老远看见卢师傅的背影，赶快躲得远远的。当时我妈请人写了一封信转交给乡下的卢师傅，信里面以响应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以学校要恢复上课为理由，跟乡下的卢师傅告别。当时我感觉对不起卢师傅，毕竟在卢师傅家里住了半年，师傅和师母对我还不错，而我没有胆量和勇气，也没有口才当面去跟卢师傅说清楚离开他身边的原因。自从离开卢师傅家以后，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去跟他见过面。现在50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我耿耿于怀，常记心间，前两年听说卢师傅他去世了，终年80多岁。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至今我一直很内疚。
八、结束学徒生活
1968年春节过后，还没有过元宵，我跟着胥师傅继续在潭溪乡附近农村干篾匠活，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起早摸黑、风雨无阻往返在乡间的小路上。我们开始就在离县城2里路的郊区生产队修补农具，以后逐渐往更远的名叫三都大队的方向，那里也是潭溪公社管辖的范围，距离牛牳潭那个卢师傅家里大约3公里。
三都那个地方出产大量烟叶，晒烟叶的季节需要大量的蔑夹子。开始我们几个月时间都在那里编织烟夹子。烟叶收获的季节，用两片烟夹子把刚刚采摘的烟叶夹在中间，两头各用一根小棍子拴住它，把刚刚采摘下来的新鲜烟叶固定在烟夹子里面，侧着搭成人字形放在太阳底下暴晒。我们蔑工主要就是编织这个东西。蔑夹子长约两米、宽约五六十厘米，两边要两根比较粗的竹片，削这个不难。中间十根径蔑，这种蔑破成侧面都很容易。纬蔑很难破，要求越长越好，蔑长接头少，不难看。编织过程中只要拐弯的地方注意一点，中间几个孔大小一致就行。
我的动作比较慢，师傅编织了3片而我只能编织2片，师傅编织好了的烟夹子竖立放在一起，老远看上去方格子洞眼整整齐齐，而我根本做不到。编织烟叶夹子，一天到晚蹲在地上，很辛苦，腰酸背痛很难受。当时浙江来了一批蔑工，也在附近跟我们抢生意，听说他们的效益比我们高，工钱比我们便宜，我们羡慕嫉妒恨。我听见胥师傅和他的同事们讲：必须以单位的名义把他们浙江蔑工赶走，要不然我们就会没有事做了。具体胥师傅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不清楚。后来，我们有机会看见了浙江蔑工制作的箩筐、晒垫等农用篾器，虽然比较粗糙，还是有那么结实。听说他们破篾使用机器，效率比我们高。当年，我们不但没有去向人家学习先进的技术，反而要想方设法把别人赶走。古话说同行是冤家，可见当年我们这些人观念多么落后。
1968年“五一节”前后，胥师傅接到单位通知：篾器社职工不允许在外面单干，必须马上回到篾器社单位里面去上班。听到这个消息，我犹如晴天霹雳，因为我知道单位是不允许师傅私自带徒弟的。我怎么办？我知道胥师傅一定要听从领导的话，肯定马上就要把我辞退了。事情果然如此，没有过几天，胥师傅就给我讲清楚了情况，这时他首先安慰我，叫我自己回家以后还可以继续学习篾器编织，不懂的地方还可以去问他。胥师傅还亲自到我家里，跟我父母讲清楚了情况，提前给了我一个月的工钱，我们师徒二人依依不舍就这样告别了。
回忆起我半年多的学徒生涯，曾经拜过两个师傅，还没有学到什么手艺，我的学徒生活就这样结束了。50多年以后，把我的这一段当学徒的经历写出来给自己留一个纪念吧。记得当时在家里玩了一段时间，那时候我16岁，长大一点了，那年夏天我陆续跟别人去打工，主要是去乡下挑土方卖苦力之类的临时工。1968年暑假过后，学校语文老师涂继仪来到我家，他告诉我目前学校里面的情况，学校人不多，还是有人在上课，他说以后可能通过学校毕业分配的方式安排工作的可能性很大，把我重新劝回到了学校。当时我们班留在学校里面的人大约只有一半，我们洵口中学大部分学生都是本公社的农村孩子，停课一年多期间，他们都回到家里种田或者跟我一样学手艺去了，当时我们在学校主要学习毛主席诗词，其他课基本上没有上，大部分时间都在玩，我们初中三年其实只读了一年书。
1968年下半年，我们毕业时间已过，大家都还在学校等着初中毕业，希望毕业以后能够安排工作。因为我们学校上一届同学已经分配到了本公社的华山垦殖场，他们虽然每天都要上山开荒种树非常辛苦，每月领取不到20元的工资，我还是有点羡慕他们。我们当时在学校虽然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毕竟通过学校换取了知识青年这个身份，然后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途径被招工来到了721矿，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