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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本文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作者许念晖。因成文时代原因，行文叙事及人物评价政治色彩较浓厚，请自行斟酌。
原作者注:本文主要是根据上海工商联史料科所收集的资料写成的。作者分别访问了王晓籁、方椒伯、严谔声诸先生及亡友严宝礼，承各提供部分资料，特此表示感谢。
虞洽卿（1867一1945）
虞洽卿（1867一1945），原名虞和德，浙江宁波镇海人，民国宁波帮商人。
早年到上海当学徒，1894年后任德商鲁麟洋行买办、华俄道胜银行买办。1903年独资开设通惠银号，发起组织四明银行。1905年上海发生大闹公审公堂案，经四处奔走，与组织当局交涉获胜，遂名闻沪上。1908年创办宁绍轮船公司。1911年上海光复后任都督府顾问官、外交次长等职。1914年独创三北公司。“五四”运动期间上街劝说开市。1920年合伙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理事长。1923年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同帝国主义有依附有矛盾，辛亥革命时期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二次革命时反对袁世凯称帝。“五卅”反帝运动时始则支持罢工罢市，后降低谈判条件与帝国主义势力妥协。大革命前后支持北伐，反对孙传芳。“四一二’事变后支持蒋介石清党反共。抗战时期，他坚持抗日爱国，不当汉奸，日军占领租界后离沪赴渝，到大后方经营滇缅公路运输，支待抗战。1945年4月在重庆病逝。
在慈溪东部的伏龙山下，有一处中西合壁的楼群座西朝东，占地10余亩，蔚为壮观；亭台阁榭，花园天井，别具一格。这幢房子原名“天叙堂”，是虞洽卿故宅。
1867年阴历六月十九日，虞洽卿出生在伏龙山下一户贫苦的裁缝之家。7岁那年父亲病故，他便与母亲和3岁的弟弟相依为命。家境贫寒使虞洽卿失去读书的机会，幸好村内有一同族塾师虞民世，见虞洽卿聪明伶俐，就免费收为学生。每逢天下雨不能出门干活之时，虞洽卿就去老先生的塾馆读书，这叫做读“雨书”，是三北贫苦人家执意求学的创举。就是这点儿资本，为虞洽卿后来在上海叱咤风云打下了基础。
1881年，15岁的虞洽卿已经是翩翩一少年了。经族叔虞庆尧的帮助，他只身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学生意。据说他初到上海就逢天下雨，于是把母亲精心缝制的一双布鞋揣在怀里，因而后来被上海人誉为“赤脚财神”。虞洽卿在瑞康12年，多次为老板出谋划策，使小小的瑞康颜料行在上海滩剧烈的商品竟争中化险为夷，站稳了脚跟，很为后来者效法和称道。
虞洽卿为求得进一步发展，又先后在德商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供职，最后选中了荷兰银行买办一职。1905腊月，有一广东妇女黎黄氏携带婢女10余名途经上海，被英国巡捕诬为人口贩子而横遭逮捕。在会审公廨开庭审理时，英国副领事德为门又颠倒黑白，胡判乱断，激塌民愤。虞洽卿目睹此情，挺身而出，在公堂上据理力争，为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仗义执言，深为社会各界称道。他还发动工商界人士开展了反英斗争，弘扬了民族正气。
1906年春，虞洽卿有机会与端方、载泽、戴鸿慈、李盛铎、尚其方等五大臣赴日本考察，使他对国外的工商业有了进一步了解。回来后，他一心为振兴中国的实业而努力，上疏慈禧太后，指出外国列强利用银行来盘剥中国、及制约中国实业发展的种种弊端，并提出创办中国自己银行的主张。这一主张因剀切中肯而很快被采纳，1908年，我国第一家私营银行——四明银行在上海宣布成立，虞洽卿被推为理事。次年，他又根据家乡土特产的运销情况及沪甬两地的客运实际，发起创办了宁绍轮船公司，自任总经理。四明银行与宁绍轮船公司一成立，立即遭到外商的排挤。为不使这两个新生事物夭折，虞洽卿又组织了宁波同乡会航运维持会，用极其有限的经费来帮助这两家单位度过难关。三年以后，他因购买“甬兴轮”与宁绍公司发生矛盾，便退出宁绍，独资创办了三北轮船公司，并在此基础上，又先后创办宁兴轮船公司和鸿安轮船公司，为发展我国的民族航运业作出了贡献。辛亥前夕，清王朝风雨飘摇，内政更加腐败，对外奉行投降主义，虞洽卿创办的“南洋劝业会”在险恶的环境中经过多方周旋，才如期开张。该会历时三个月，来自全国各地和南洋地区的观摩交流者达20余万人，对中外物资交流起了一定作用。虞洽卿在那一时期支持了辛亥革命。他曾腾出房子供同盟会秘密活动，派人保护同盟会上海支部负责人陈其美的安全，捐款解决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等。
1915年，为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他在上海组织了救国储金团，借此来扩充实力，维护民族工业，打击日货。然而，二十年代初期，虞洽卿卷入了军阀争斗的旋涡。因为他支持段祺瑞北洋政府，受到了皖系军阀孙传芳的刁难。1924年段祺瑞聘他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商会副会长，次年10月，在孙传芳逼难下不得不辞职下台。北伐时，他支持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虞洽卿关心家乡的公益事业，曾出资创办学校，疏浚凤浦湖，兴建镇胜、镇大、镇骆等公路，从而深得家乡人民及宁波旅沪同乡的赞赏。
金佛朗案是北洋政府时期重要金融事件之一，又称金法郎案。因为一战法国物价膨胀，使得佛郎贬值，其实际价值仅及其纸面含金量的1/3。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1922年，法国提出将庚子赔款之未付部分退还中国，用于偿还中法实业银行基金，发展中法教育事业，代偿中国政府应缴中法实业银行未清股本，及清结中国政府欠中法实业银行各款，但所有这些用款，均以金佛郎计算。所谓“金佛郎”，是指实行金本位的纸币。当时中国银币1元值8佛郎有余，而如果以其含金量牌价换算，则只值2佛郎70生丁左右。如果按照法方要求，以金佛郎付款，中国将要损失6500万元之多。名义上是法国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实际是为了法国的利益，将佛郎贬值的损失转嫁于中国，中国不仅未得好处，反要向法国付出一大笔钱。
正文
虞洽卿名和德，一八六七年（属兔）生于浙江省巅海县龙山乡。他的父亲在镇上开设一爿小杂货店，中年身死，虞洽卿和寡母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因无力上学，十五岁就到上海学生意，辗转托人介绍，才进了望平街瑞康颜料号当学徒。他临行的时候，母亲给他做了一双布面钉鞋，并且一再嘱咐他在店里要勤俭小心，博得师傅欢心。虞到上海适逢大雨，舍不得穿那双新钉鞋，就赤着脚走进店里来。后来发了财，有人称他“赤脚财神”，他自己也经常说起这件事，并引以为荣。
洋场十里，纸醉金迷；一个学徒当然只能望“洋”兴叹，自惭形秽。有一次颜料店老板在番菜馆请一位德商洋行买办吃饭，叫他跟去侍候，他看見那位大买办神气十足，使他意识到洋场社会中“买办”之“高贵”，便立志要替洋人服务，做一个所谓“高等华人”。他年少翩翩，心灵手敏，并且时刻记着母亲的临行训言，果然深得老板的欢心，未满师就被提升为跑街。凭借这个机会，他得与上海商界的所谓“阔人”经常接触，几年之中在上海颜料行业中渐露头角。他除在买卖上赚回佣外，有时自己也囤买一些颜料，做得十分顺手。
一八九四年,有一家做出进口生意的德商鲁麟洋行,进口业务以顔料为主,因牌子简未做开，想物色一个有经验的华人无当“开路先锋”。虞托族人虞香山（礼和洋行顏料部经理)介绍到这家洋行担任跑楼（等于副买办）。虞本来熟悉推销业务，做得颇有成績，不久就被提升为买办。魯麟洋行除进口顏料外，还经营西药、五金、军装等，出口则有大豆、桐油、、茶以及其它廉价原料品等。帝国主义商人在、半收购原料，总不外乎是在各主要产区設立机构，深入农村，以最低廉的价钱殘酷剥削贫苦农民。虞洽卿在进口方面取佣金百分之十，出口方面取佣金百分之二十。他在鲁麟洋行任买办九年,分润到帝国主义商人剥削中国人民的余瀝。买进了北顺征里全街房屋，就由穷小子一跃而为富翁了。
庚子（一九OO年)以后，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侵略势力日益膨胀，金融资本家纷纷在上海开设银行，发行钞票。一九〇三年，虞治卿三十六岁时，离开鲁麟行，改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一年之后又转任荷兰银行买办。他利用上海資产阶级商人的崇洋心理，大力推广荷兰银行钞票的发行额，从中获取手续费。虞在上海金融界的信用并不太好，自任荷兰银行买办以来，利用该行名义开发远期本票，换取現金，套取利息，并独资创設通惠银号。后来又发起组织四明银行，由周金箴任董事长，陈子琴任经理。由于周等经营不善，虞又推荐孙衡甫任经理。虞、孙关系密切，在信用贷款上孙对虞的帮助极大。
虞的“生意经”非常精通，而又工于逢迎之术。一次有一位清朝大员到上海采办军装，此人故示清高，据说不肯和洋行买办見面談生意。事为虞所闻，他乘这位大员出门时，故意叫自己的马车撞坏大员的马车，他即匆忙下车道歉，并将自己的新马车送与大员作为赔偿，终于做成了这笔巨额交易，获得了一笔大佣金。
在封建社会里，升官和发财是不可分的。虞洽卿既已上升为买办阶级,又想弄个官职,于是纳粟捐了道员，分发江苏。从此用官吏和商人的双重身份在洋场上广结声援，颇受社会重视。
一九〇五年（乙巳岁），有粤人黎黄氏携带婢女数十人，取道上海回籍（她的丈夫在四川做知府，此时已卸任），西捕指为其贩卖人口的案犯，把她拘入捕房。会审公堂审讯此案时，西籍陪审员咬定黎黄氏是人口贩子，主张连同婢女押进西牢。中国审判官关烱之則称，黎黄氏乃是“朝廷命妇”，蓄婢女是清朝法律所許可的，不能诬指为歹人。此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租界未设女监，反对男女混杂。西籍陪审官从来說一是一，中国官吏一贯是唯唯諾諾的，这番遇到争论，因此他大骂中国人为野蛮民族，言下忿忿不已。这一粗暴无礼的行动激起了旁听席上中国人的公愤，大家鼓噪起来，与西捕发生冲突，这就是当年哄动一时的“大闹公堂案”。事后，英、美租界中国商人全体罢市以抗帝国主义者侮辱华人的罪行，租界当局感到事态严重，不禁张皇失措。此时虞洽卿挺身而出，以和事老自居，与上海道台袁海观挨户劝告各商店开门复业，一场风波赖以平息。虞对租界当局立了这场大功，帝国主义者对他就愈益刮目相看。
虞洽卿善于玩弄两面手法，一面忠心耿耿地为帝国主义服务，另一面却又口口声声说他是“为中国人民撑腰”、“替地方上办事”借以欺骗上海市民。一九O六年，他和朱葆三、胡寄梅、袁衡之等共同发起组织华商体操会，经常在四明公所开会，并与严筱舫所主持的商务总会取得联系，这个组织后来成了他的政治资本和基础。
辛亥革命前一年，南京举行“南洋劝业会”，虞洽卿被聘为会办。革命爆发时期，虞见清政府大势已去，暗中又与同盟会会员陈英士勾结，以便进行新的政治投机。
一九〇八年，沪、甬交通已有三条輪船往来行胶，即东方公司的立大轮、太古公司的北京轮和招商局的江天轮。票价以立大轮的五角为最低，太古、招商均收一元。旅沪宁波同乡要求两轮减低票价，东方公司股东吳錦堂建议由东方发起，与太古、招商协商，一律定价为五角。不料协商结果，不是太古、招商向东方看齐，而是东方向太古、招商看齐，因此引起了宁波同乡的极大反感。加以太古轮茶房倚仗洋势，态度生硬，对于贫苦旅客欺凌备至，久为宁波同乡所不满。于是与严筱舫等发起由宁波人自己组织宁绍轮船公司，每股定为五元。消息传出后，不仅旅护宁波人士纷纷解囊入股，即非甬籍如花旗银行买办袁衡之等也因有利可图而参加投资。虞又想出了一个层层盘剥的办法，凡愿为船上服务员者，均须缴押柜，职位的大小，以押柜的多少而定。他一共拼凑了四十万元，向福建马尾船厂购到轮船一艘。此轮原为东方公司定造的三艘轮船之一，因不合格，东方要求退货，便由宁船公司购进，定名为宁绍轮。这是虞洽卿经营航业的一个开端。
虞的第一炮果然打响了。自宁绍轮开航后，由于票价定得较低，又是宁波人自办的航业，因此客货运都很兴旺，使外商轮船受到一定的打击。太古公司为了对付宁绍，特将票价降低为二角五分,并另赠每个旅客毛巾一条。这样一来，宁招便在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高压下败下阵来。幸由宁波同乡出面组织“船票维持会”，票价改为三角，由维持会每票补贴二角，才得渡过难关。
虞治卿是组织旅沪宁波同乡会的主要发起人。他利用这个组织进行个人活动，对他所经营的事业起了不小的作用。他曾口出大言：“我要把三北龙山乡变成一个小上海，上海有的东西，三北那里都有。”他在三北修筑了一条小规模的公路，办了一些学校和医院，并在一个公共场所用大玻璃柜窗陈列汽车、电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模型，借以炫耀乡里。一九一三年，又在三北龙山乡修筑海堤，建设码头，购置百吨小轮三艘，题名“慈北”、“姚北”、“镇北”，前二轮往来于舟山、沈家门之间，“镇北”即行驶甬江从龙山乡起与沪、甬航线相衔接。这就是虞洽卿初期创办的“三北轮船公司”。
这时虞洽卿是宁绍公司的总经理，其主要职务却仍是荷兰银行买办。他对航业虽有兴趣，但因宁绍为股份公司，他的股本不多，总经理之上尚有董事会，颇难满足他的独揽大权的欲望。他想扩充自己独资经营的三北轮船公司，适值英商鸿安公司无意经营，虞即备价接收下来。公司有长安、德兴两轮，行驶长江航线，规模亦不甚大。因有部分外股未收回，所以当时的鸿安公司仍然保存“英商”的名义。
一九一四年，宁绍公司董事长朱葆三向董事会建议增募资金，将“甬兴轮”出售，据称已有受主愿意出银六万，将来用以向船厂订造新轮，尚不需此数，“良机不可坐失”。虞对此力持异議，但董事会仍然议决同意出售。虞十分气忿，当场表示本人愿以六万五千两承受“甬兴轮”，董事会当然无法拒绝。虞购得“甬兴轮”后，并不交由三北公司径营，却把它转租与外商公司，租金一年三十万元，超过买价达四、五倍之多。宁绍股东闻而大哗，董事会尤为懊丧。于是即日举行董、监联席会商讨对策，定于翌日在四明公所召开全体股东大会，推方椒伯为主席。大会一致反对虞洽卿购买“甬兴轮”，当場议决两項：（一）撤销虞治卿的总经理职务；（二)推若干代表代表股东们向法院对虞进行诉讼，同时申请将“甬兴輪”执行假扣押。开会期间，与虞对立的各方面纷起攻击虞舞弊营私，詞旨严切。虞在四面楚歌中曾登报声辩说：“本人事前反对出售，成交又经董事会议决，何能指为舞弊营私！”有人揭发虞的隐私说：“总经理如果是忠于公司的，就应将出租可得巨额租金的情况說明，董事会自然不会坚持。虞对此不但讳莫如深，反而增价五千两由自己承受，其用心之险，甚于舞弊营私。此案后经朱葆三、张赴三等田面調解，要虞将“甬兴輪”退还宁绍，为了维持外商契约关系，再由宁绍委托三北代为出租。但虞收到租金后，借故拖延不肯交给宁绍，后經一再交涉，才以公债抵偿。虞之所以愿意接受调解，实因他的对手方颇有势力，一旦诉讼，“甬兴轮”可能被法庭执行假扣押，即令声請上訴，一时也不能行駿营业，失信外商，三十万元租金仍然不能到手，而将“甬兴輪”退还宁绍，他自己收的是現金，还的是公债，仍是合算的。
虞被撤销宁绍总秘理后，即以全力经营自己的航业，将三北资本从二十万元扩展为一百万元，更名为三北轮埠公司，并添购三千吨海轮行驶南北洋。又将鴻安外股收回，更名为鸿安商轮公司。从此虞所掌握的航运业务，行驶长江及沿海各埠，远及南洋。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发生，帝国主义航商各轮奉调返国，中国沿海及长江一带货多船少，水脚大增，直至一九一八年大战结束时止，三北、鸿安两公司均获巨利。这两家公司名为“公司”，实系虞的独資。股东户名不是他的儿女，就是他的女婿。虞又变卖不动产投资三北，资本总額扩充至二百万元，大量添购轮船，并在沿江、沿海各埠遍设码头、堆栈。他自己夸称，“重庆民生公司、烟台政记轮船公司、上海三北公司为中国的三大民营航业”。
虞洽卿是一个穷学徒出身，虽然这些年来“生财有道”，但也并非巨富，他又怎样有这么大的魄力来经营这样大规模的航运事业呢？这里应当交代一下。原来他是一个“借债大王”，如果遇有机会，从不轻轻放过。一九二O年，中国南北军政府在上海召开和平会，北方总代表为朱启钤(qián)。北京政府派财政部和陆军部次长随间南下，以便进行幕后活动，财政部灰长为李思浩，李、虞为同乡旧识，但虞并不直接去找他，却绕圈子指使密友陈艮初向李献策说:“南北议和时期，北方代表团应当广泛联络负有声望的地方人士。用以制造舆论，压制南方。”随即談到虞洽卿的身上，说他在租界上颇有势力，如果得他为助，一定能起作用。李颇以为然，即请陈与虞联系。陈又故作难色地说：“虞因调拨头寸，正在大伤脑筋，恐怕无暇顾及。倘能为他介绍钱新之(交通银行总经理），贷以二十万元，他就一定能够为公奔走。”虞用了这个“内线作战”的战略，交通銀行的二十万元借款居然到了手。这不过是虞洽卿玩弄手段取得借款的一个例子，其他类此者不一而足。总之，在那些年代里，他钻孔觅缝地向人借款，借了又还，还了又借，愈借愈多，债台高筑，使他终日忙于移东补西的债务周转之中，而他的航运本业也就因此日益走上发展的道路。他罄其所有地买船，但他只买旧船，不购新船。有一次太古公司拍卖一批旧轮，表面上附个条件，一旧轮只可拆卖，不能修理复航，以保行旅安全。别人看了这个条件都摇头，虞却人弃我取地把这批旧轮收购下来，在合同上签了字。后来他并不履行条件，却把这批旧轮开到三北所设的小修理厂，略加修理，就在内河航行起来。他说安全不安全是中国人的事，太古公司无权过问。其时，航业同业中偶然发生轮船触礁或者其他不幸事故，虞必首先亲往慰问，表示十分关怀。当大家讨论对失事轮船的处理问题，是自己打捞还是拿保险费时(船主收了保险公司的赔款，打捞权就属于保险公司了），虞就从旁出主意，认为拿保险费合算，自己打捞反而吃亏。但当保险公司捞起失事轮船举行拍卖时，虞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它购进来。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关怀同业失事的原因。三北公司买船是不择手段的，而且正当资金周转不灵的时候，收买旧船更起劲，因为船一到埠，即可向银行押款七成，而买船合同规定，只须先付定金三成，余款分作六个月还清，虞购了一艘船，抵押后除付三成定金外，尚可收进一笔现金，暂时挹(yì)注(比喻从有余的地方取些出来以补不足的地方。)，这就是他愈处困境而愈要买船的原因。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民起了抵制日货和对日经济绝交的爱国运动，虞却趁此机会丧心病狂地向日商买进了“仁阳丸”，更名为“升平”轮。他还有一套借款妙法，就是新购到一批轮船，即另组一个小公司，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向军阀政府借款。他买进“宁兴轮”时，组织了一个宁兴公司，实际上宁兴公司乃是一块空招牌，该轮仍由三北公司调度，他却利用“宁兴公司”的名义向北京政府借过一次款。宁兴轮收受茶房的押柜费最大，每人高达四百元，共收到十万元之巨。其它三北、鸿安两公司所属轮船也都是收扣柜的，因此各轮茶房有所谓“大包”、“小包”的组织，对旅客进行层层剥削。“大包”最上层为“拆账茶房”，根本不到船上工作，定期向“小包”收取利润，比放印子钱还要厉害。
虞洽卿的航运事业虽然一帆风顺，获得暂时的发展；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航商卷土重来，船多货少，水脚下降，三北公司原已负债累累，受此打击，营业收入不能维持利息开支。加以前所买进的轮船，多系旧船修理改装，成本既高，质量亦差，航行速率远不及外轮之高，根本无法竞争。因此公司走上下坡路而濒于破产。
一九一九年秋间，虞洽卿曾到北京向靳云鹏内阁呈请维持华商航业，拨款救济。主管部农商总长田文烈会同财政部提出阁议时，李思浩尚在财次任内，暗中予以支持，此案遂得通过阁议，而交通银行的二十万元借款，亦规定为分期偿清，为李思浩解除了担保人的责任。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上海总商会改选第五届会长，另一个买办资产阶级、商会会董傅筱庵(“庵”,异体为“菴”，后文多处为“菴”，不再另加说明)也是宁波人，与原任会长宋汉章展开了竞选会长的斗争。傅是祥生船厂、通商银行的总经理，美商美兴洋行的买办，自己又在虹口开设祥大源五金店，承办招商局器材，并打入了盛杏生（宣怀)家族，颇为盛老四(恩颐)所信任。老四烟瘾极大，什么事都不管，盛家各项事业包括招商局、汉冶萍公司等，其实权全操在傅的手里，因此傅在上海工商界也有相当的势力。宋是中国银行总经理，在上海金融界当然算得一个头面人物(袁世凯称帝时，下令中、交两行停止兑現，宋拒伪令，维持了中行钞票的信用，颇为上海金融界所称道）。这次会长改选，由于竞选者双方势均力，结果鷸蚌相争，漁人获利，虞洽卿在三十五票中以十九票当选为会长。从此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又大大提高了一步。他把荷兰银行买办的职务交给大儿子顺恩负责，自己抽出更多的时间来从事社会、政治活动。那时国内军阀混战不停，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不久，以曹鲲、吳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倒了台，段祺瑞推为临时执政。段上台后，发表了“外崇国信”的宣言，以承认帝国主义根据不平等条约而在中国取得的权利为条件，交换帝国主义对他的支持。虞的同乡李思浩原系安福系（段系）要角，在新政府中得由财政次长升任财政总长。段政府秘密与法国驻华公使马太尔交涉，以承认金佛郎案交换帝国主义承认实施关税二五加税。段政府在进行这一卖国活动中，虞洽卿这样一个买办资产阶级是大有用处的，因此虞到北京后，即被任为淞沪市政会办（督办为孙宝琦）。段政府交给他的任务，是叫他回沪后，向租界当局及帝国主义在华侨商会疏通，不再反对二五加税，同时疏通上海工商界，不再反对金佛郎案。由于段政府执行投降帝国主义的卖国政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关税自主、不承认金佛郎案的呼声响遍全国。一九二五年，青岛、上海等地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屠杀中国工人的暴行，格于引起了五卅运动的爆发。当上海市民游行示威要求释放被捕爱国青年时，英帝国主义租界当局竟令老闸区捕房西捕开枪射击徒手群众，造成了死伤多人的南京路大血案。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市民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举行“三罢”运动（罢工、罢市、罢课），坚决向帝国主义作进一步的斗争。此时虞洽卿尚在北京，由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电促返沪。六月十日，虞在商会会員大会上发表演说称：“此案发生，我倘在北京，南归后与各方接洽……我們和英国向来沒有恶感……罢市迄今一旬，损失不少……此案与法、美等国完全无关。……现在对于此案，应定目标。法国与我国素有感情，故法租界前日罢市，我即劝商人照常营业。美国与我亦无恶感，因罢工而被牵连。……日领近亦表示让步，对纱厂罢工案九子圆满解决。”以上谈话，均有记录可查。根据当时在座者的回忆，虞还說过这样的几句话：“中、日同文同种，日本不会侵略我們。顾正红案是劳资纠纷，属于经济問題。五卅惨案才是政治问題。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应该分别对待，把日本纱厂案与五卅惨案分开。”
十分明显，当时虞的目的在于避重就轻，化大为小，以冲淡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情绪，同时竭力为帝国主义开脱罪责，公开地为帝国主义效劳。虞在談话中还說到“此案幕后，另有人在”，“工人罢工，因团体（指总工会）融决，必须奉行”，这又显然是对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級所領导的全民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抱有极端仇的态度，而这些正是与帝国主义者的共同的语言。
六月七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十七项条件作为本案交涉的基础。十七条原文如下：
（1)取消戒严令；（2）撤退各国海军陆战队，解除万国商团和巡捕的武装；（3)被捕华人一律送回；(4)恢复被封和被占学校的原状。以上四条为先决条件。（5)惩凶，交出主使及开枪之凶手論抵；（6)赔偿报失（包括死伤、罢工、罢市及学校被损害等四項）；（7)英、日公使公开道歉，并保赶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8)撤去工部局总书记鲁和之职；（9）华人有言論、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10)订定保护工人法不再虐待工人，工人有组织工会与罢工之自由，不再因罢工而开除工人；(11)分配华人任高级巡捕；(12)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注册三案；(13)制止越界筑路；(14)收回会审公堂；（15）华人有在租界任董事及纳税人代表之权；（16)取消领事裁判权；（17）永远撤退驻沪英、日海陆军。以上十三条为正式条件。
六月十一日，上海二十余万市民在总工会领导下举行示威大遊行，通过决议，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限北京政府于十四日以前将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十七条正式向公使团提出，否则号召全国实行“三罢”。这时上海市民的斗争方向，并不着重法律问题，所提的条件也不止于惩凶、赔款，而是著重在废除不平等条、收回租界。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等政治性问题上。这一波澜壮阔的斗争形势，不但使帝国主义手忙脚乱，也使其走狗北洋军阀政府胆战心惊。它们除露出狰猜面日，展开血腥镇压外，还采取“釜底抽薪”的策略,企图分化、破坏中国人民的反帝统一战程。帝国主义者过去利用虞洽卿这个工具，曾经起过一些作用，现在当然更要“借重一番”，而虞也愿再为他的主子立功，以抬高他在租界上的地位。他首先反对罢市，曾跑到几家商店劝说开门复业，因此激起店员和爱国人土的愤慨，大家准备“揍”他一下；后虽经人劝散，但是虞的衣服都被群众扯破了。又有一次，海宁路虞宅有人安置炸弹，这是给他的严重警告。但他并不因此而洗手不干，反而另组所谓“五卅委員会”。他组织这个委员会的理由是：第一、外交秘密，不能随便公开，非有老成人负责不可；第二，如以商会会董处理五卅事件，会董责任太大，商会其他事务将无人管理。 在虞的主持下，商会推出霍守华、石芝坤、冯少山、谢蘅牕、赵晋卿、譚海秋、许建屏、袁履登、顾子槃、秦润卿、王晓籁、倪远甫、傅筱巷、闻兰亭、韓玉麟、姚紫若、穆藕初、宋汉章、叶惠鈞、祝兰舫等二十一人为“五卅委员会”委员，并订出办事章程十一条。该会分为交涉、经济、调查、文书四股，各指定专人负责。虞在“五卅委員会”第一次会议上：“現在美国商会已允出任调停。蔡（廷干，北京政府特派員）、曾（宗鉴，特派員）、许(许沅，新任上海交涉員)三位外交官对于前日四团体（工会、各路商界联合会、全国学联、上海学联）所提十七条，认为有过火处，不便照办，故拟将前提之条件，略加损益，由本会提交許交涉員，以免稽延。”当时有人考虑到商会擅自更改“工商学联合会”所提的条件，恐有反感。虞即解释說：“以前所提条件既然过火，现由本会另提，以期早日解决。”在虞的操纵下，当即通过条件十三条，于六月十二日交许交涉员向上海领事团提出。条件原文如下:
（1）撤销非常戒备；（2)所有因此案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并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3)惩凶，凶手先行停职，听候严办；（4）赔偿伤亡及损害之损失；（5）道歉；（6）收回会审公学，完全恢复条约上之原状，华人犯中华民国刑法或工部局章程，须用中华民国名义为原告，不得用工部局名义；(7)洋务职工及海員因悲愤罢业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薪资；（8)优待工人；（9)工部局投票权案：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之，纳税人代表額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西人一律平等；乙、关于投票权，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投票权仍应归产业所有人享有之；（10）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11)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12)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13）撤销工部局总书记鲁和之职。
如将总商会所修收的条件与“工商学联合会”所提的条件对比一下，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是买办阶級勾结帝国主义所采取的偷天换日的手段，对于十七条中之“撤退外国军警、取消领事裁判权、保障工人权利”等根本问题，都加以删弃，而对于“收回会审公堂”、“上海租界工部局投票权条案”，则利用工人阶级和上海市民的流血斗争，以求达到他们的目的。原来会审公堂在帝国主义把持下，经常判处巨万罚款，使资本家感到头痛，而租界税收主要出自华人，纳税华人与外商比例为七十比三十，但是工部局董事会却没有一个华董，这是资产阶级所不满意的。这些条件，事前帝国主义已经默許，作为缓和风潮的代价。但是这种牺牲民族利益以求实现一阶級利益的条件，遭到全体市民的反对。六月十三日，上海总工会召开紧急会议，对上海总商会擅改交涉条件，提出严重抗议。十七日，上海工人在闸北召开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发表宣言说：“我全体市民认为工商学联合会决出之十七条，为最低交涉条件，绝对无退让之余地。对总商会修改提出之条件，是牺牲民众利益，破坏国民团结，以与帝国主义妥协，本大会万难承！”
但是，虞洽卿之流是不会站到人民方面来的。十九日，他在总商会会议上公然提出六月二十一日终止罢市的建议，后因二十一日为端午节，改期于二十六日开市。
在反帝罢工期间，不少民族工商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最显著的是华商捲烟工业从十家突然增至六十家，如华成烟草公司就是在这个时期办起来的；华商纱厂和航业也因英、日纱厂停工、輪船停驶而获得厚利，虞洽卿的三北、鴻安等轮船公司，生意又見兴隆。但是虞并不因此而激发天良，与人民站在一条战綫上，恰恰相反。却只贪图眼前利益，避免罢市损失，而与帝国主义妥协起来。当帝国主义停止供应中国厂商电力相威胁时，虞洽卿串同英、美、日等国駐沪商会出面解,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华商紗厂联合会竟在8月3日密电北京軍阀政府，誣蔑工人罢工为“借端滋扰”“无理要挟”，并称：“即使电厂恢复原状，而成规破坏，管理无从”。要求“迅示根本维持办法”。后来北京政府所采取的“根本维持办法”就是由奉系軍阀仰承帝国主义的意旨，于九月十八日封闭上海总工会，通辑总工会负责人，并取缔一切工会组织。同一时期，各工厂资本家就落井下石地将工会核心人物开除出厂。
五卅事件移京交涉后，部分资产阶鉴于中国学生在南京路遭到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不愿再将子弟到帝国主义所办的学校读书，因而有自己筹办大学之议，发起人为张寿镛（劝业銀行总经理）、赵晋卿（商会会董）等。他們估計，圣约翰大学共有学生七百人，大多出自豪门巨室，如果每一家长能出资百元，即可集成七万元巨款为建校基金，于是他们去找虞洽卿商量。不料虞一开口就泼冷水说：“中国人办事有头无尾，那里能够办好象圣约翰这样的一个大学！”张、赵等受了这番奚落，非常不满，立志要把大学办成，后来毕竟创办了光华大学。
关于争取工部局董事会选举权的问题，虽被帝国主义否决，但这是有关資产阶级的切身利益的问题，他们不能不继续力争。租界当局终于同意增设华董五人。后来选举华董揭晓，虞洽卿列在五人之首，这就是帝国主义希虞的一个报酬。工部局董事会共有董事十六人，其中洋董十一人，在十一与五之比例下，华董当然不能有所作为。但虞洽卿每遇华洋董事发生争执时，总是为洋人帮腔。有人嘲笑說：“你对洋人太驯服了。”虞却一笑置之。
一九二四年，当江、浙战争箭在弦上时，江、浙士绅发起弭兵运动，江苏省议会提议划淞沪区为双方缓冲地带。虞洽卿于八月二十八日以上海商会名义分电江苏督军齐燮元、浙江督军卢永祥及全国各公法团，请求息争停战，内有“两省人民公意，一致决议，在内争未息以前，江、浙两省永远遵守和平公约，划为国内中立区，违反公约，即为戎首”等帮。九月二日，又分电齐、卢双方，请勿在上海周围十五英里以内作战，这个表示与帝国主义向北京外交部所提的“上海周围三十里内不得驻兵或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議，正是同其旨趣。但江、浙战争终于在九月三日爆发。战事进行了四十天，卢永祥因孙传芳出兵而于十月十三日宣布下野，偕同何丰林乘轮赴口。卢所指挥的臧致平、楊化昭等残部，负隅租界外围，苏军因“投鼠忌器”而不敢向之进攻，于是通过李思浩的斡旋，由虞洽卿利用商会这个机构每日筹垫给养一万四千元，始得和平遣散。虞洽卿这件事做得面面討好，第一，为皖系残部（卢永祥属皖系）解决了给养问题；第二，为直系（齐燮元属直系）解除了进攻上海租界外围的困难；第三，为帝国主义保全了租界秩序；第四，还可以示惠于市民。
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五年的岁尾年头，上海由于军閥互争地盘，闹得乌烟瘴气。原属直系的驻年北的“上海镇守使”宫邦铎因与何丰林为儿女亲家而逐步倾向皖系，驻军龙华的“淞沪护军使”张允明则与孙传芳相勾结，将上海兵工厂军火运往杭州。双方陈兵对垒，形势十分紧张。虞洽卿的政治态度本来是倾向皖系的，此时直系曹、吳已倒，皖系首領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执政”，北方局势粗定。因此他于苛?日（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致电宫邦铎，劝其“恪遵段执政命令，专以保障上海治安为天职，谢绝其他行动”。这个电报的用意，是要宫公开脱离齐燮元的关系而改投皖系。同日致电南京韩国钧（段下令免去齐燮元的职务，派省长韩国钧暂兼江苏军务督办，但齐尚未离宁），请其“劝齐燮元离宁，勿恋栈重造乱源”。又电北京交通部，请制止路局装载非奉令调动之军队”，借以阻止苏军攻沪。又因江大轮从武汉运来肖耀南（另一直系军阀）接济孙传芳的大宗军火，于二十三日致电段政府，“请令总税务司将江大轮进口之无照军火扣留，并废止曹政府陆軍部护照”。十二月八日，帝国主义公使团推荷兰公使向北京外交部建议，上海不必驻兵，可撤销护軍使、镇守使等职。虞即用商会名义电请段政府将“废使、撤兵、移厂三項措施，从速办理”。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接到北京临时政府秘书厅复电称：“裁撤护军使，停止兵工厂，上海永不驻兵，均于十四日奉明令，希商会遵照，迅将兵工厂接收保管”。商会接收兵工厂后，即奉北京陆軍总长吴光新命令，先拨垫付兵工厂工人工资五万一千余元。接着又以商会名义，于三月二日致电段政府，请速实行卢宣抚使（永祥）所提裁兵、划军区等建议。同日致电全国公法团，请响应卢宣撫使咸电（即建議裁兵、划军区之原电）。以上情况，說明这一时期虞洽卿利用上海总商会的名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而这些活动，有的是为帝国主义作应声虫，有的是为北京反动政府及皖系军阀捧場。虞洽卿不仅过去与皖系军阀有过一段历史关系，而且也因直系軍阀的精銳之师，已在榆关全军复没，虽有肖耀南、孙传芳等盘踞长江中下游一带，看上去直系军阀决无恢复以前声势的可能。虞洽卿的政治投机活动，說明资产阶級經常所标榜的“商人不过问政治”是欺人之談，而虞本人又是一个典型的买办资产阶极，这个阶級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勾结，同一鼻孔出气，也是势所必然的。
但是，由于当时的局势变化多端，虞的政治投机并未成功。一九二五年十月，孙传劳突然出兵討伐奉系，派第二路司令谢鴻勋由沪杭线直趋上海，奉系因战线太长，采取不抵抗政策，該系智多星“江苏军务督办”杨宇霆于十四日电令驻沪奉军邢士廉部迅速撤退，并下今取消上海戒严司令部，将江苏警务处移驻上海，以处长于珍兼任淞沪警察厅厅长，負责“维持上海治安”。邢旅才离上海，謝部即于十六日进抵新龙华站。虞洽卿鉴于形势迅速转变，忽又介绍原任淞沪警察厅长常之英与孙传芳的驻沪办事处处长宋雪琴接洽投降，借留自己的立脚地步。謝軍于午后二时由新龙华开抵北站时，常之英率领卫队三百八十人到站欢迎，不料孟昭月（谢部旅长）迫令该卫队缴械，同时将常拘禁在北站大楼。当时有人向虞及宋雪琴告急，虽经交涉，但謝表示須請示联帅（指孙）解决，并将常发交淞沪整察厅代理厅长江政卿哲行看管。江原系商会所属南市保卫团团长，因此虞亲自去見江，劝其将常释放。他說：“常此次被扣，事出誤会，日内即可解释清楚，何不先行假释，做个顺水人情。”江信以为真，当即解除了常的软禁。不料孙抵南京后，电令提常到宁审讯，江无法交出，孙竟以“擅释军事要犯”的罪名，电令上海戒严司令将江押解到宁法办。这样一来，虞就誠惶誠恐，置身无地了。其实，孙对常之英并无深究之意，他知道虞在幕后活动，而虞过去为皖系奔走效劳，并建议扣留江大轮的军火，不免怀恨在心，因此借常案来一个下马威，剥去他的面皮，以资报复。当然，虞住在上海租界内，他又是法团的一个领袖，孙不便对他采取直接行动，所以仅做到这一步为止。
孙传芳控制上海时期，虞洽卿不但在政治上郁郁不得意，而且商会会长的地位也不能保全，起而代之的为傅筱菴。傅自上届竞选商会会长失败后，即有卷土重来之意。一九二六年第六届会长改选时，傅预先扶植爪牙当选为会董（超过会董名额的半数）。选举前夕，有人控诉傅操纵会董选举，应即宣布无效。沪海道道尹傅疆向孙传芳请示，孙批：“会董已正式选出，何能认为无效。”这显然是对傅的支持。七月八日选举会长时，傅疆亲临监选，结果傅筱菴、袁履登当选为正副会长。选举揭晓，上海县知事危道丰、五省联年总部沪办事处处长宋雪琴都亲往道贺。虞落选后，虞在香港路五十九号邀集纺织业、银钱业、航业、粮食业等另组“上海商界联合会“与总商会唱对台戏，但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
一九二六年，广东政府出师北伐前，朱子文、許崇清、孙科、周佩箴、李禄超等曾电上海总商会，邀请上海商界“名流”赴粤参观。总商会原已推定王晓籁、劳敬修、陈良玉、陈炳谦四人为赴粤代表，但因当时上海仍然处在孙传芳的势力下，大家有所顾虑，借口事冗辞却。后来王晓籁改变主意，愿意赴粤,虞洽卿逐推荐盛冠中代表劳、陈等人陪同王晓籁启程赴粤。盛是虞的女婿（虞女后来改嫁江一平），此行是虞的另一政治投机的尝试。虞在創办上海物品交易所时，即与蒋介石有往来。此时蒋在广东飞黄腾达，声势烜赫，虞自己没有把握能否高攀得上。八月盛冠中由粤返沪后，他才知道蒋介石“很讲交情”，并且蒋对浙东乡谊看得很重。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日益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江、浙财阀钱新之等曾与虞密议，只要蒋介石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蒋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密令各军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中国”），承认列强在华的既得权利，可以帮助他拉帝国主义实行关税二五附加税，从财政上支持他肃清异己，统一全国。后来江、浙财阀和虞洽卿等怎样与蒋勾结成功，此中经过传说不一，但是蒋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先后发行“二五库券”供其发动内战之用，共计六千万元，江、浙财阀起了主要的帮凶作用，即是人所共知的。
北伐军到上海后，傅筱菴逃往大連，南京国民政府下令予以通辑。总商会随即改为委员制，以冯少山为临时主席，而虞洽卿则仍以商界联合会名义从事活动。此时朱葆三已死，傅筱菴已逃，虞在旅沪宁波同乡会中稳稳坐上了第一把交椅。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九日，上海商会分呈南京军委会及财、交两部称：“去年长江一带军兴，华商轮船停驶，招商、三北、鸿安三大公司受战事影响，无力维持，请求政府予以补助。”南京政府后来批准三北公司发行公司债偿还旧债（公司债发行后，三北债权人宁肯让虞拖欠，不愿接受债票抵偿，因为拖欠尚可随时索还，债票规定还本期长，一时不能兑現，等于废纸）。由此可見，蒋介石对虞的确是很讲交情、很讲乡谊的。
由于虞浴卿搭上了蒋王朝的关系，帝国主义对他也就更加重视起来。一九三六年，工部局华董江一平建议：“法租界有一条以中国人命名的'朱葆三路'（现为溪口路），公共租界也不应例外。虞洽老的声望和他对租界的贡献不在朱下，请以宁波同乡会所在地的西藏路改名为虞洽卿路，以表功绩。”（江是虞洽卿的女婿，以律师为业，因裙带关系及与工部局来有勾搭，得以当上华董。）此议通过后，十月一日“虞浴卿路”举行命名典礼的一天，从宁波同乡会到跑马厅一带，悬灯结彩，热闹异常。这是虞在政治上最走红运的时期，但是他在经济上的遭遇并不与之相称，三北公司负债累累，他每天仍然忙于借债、还债，其所以能够顶得下去，也就是依靠政治关系撑住的。
同年十月，蒋介石五十生日，虞在宁波同乡会为蒋举行祝寿大会,酒绿灯紅，笙歌达旦，为同乡会成立以来未有之盛，参加者每入均得到烫金纪念册一册，卷首题有““于甬有光”四个字，真是令人作呕的事。
一个白手起家的资本家，由于野心过大，发了财还要发财，所以弄得债台高筑，坐卧不宁，“赤脚财神”几乎变成了“空心大老”。
三北、鸿安两公司架子大而底子薄，经不起风吹草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到帝国主义航业的压迫，早已奄奄一息，一九二六年又受到国内战争的影响，被迫停航。那时到三北轮船公司办公室去访问虞洽卿的，几乎沒有例外都是债权人。虞每天都在过年三十夜，向人陪笑脸协商延期，或者用“掉票”的方法来搪塞一时。最困难的时候，每天“掉票”的数字竟达八十万元之巨，利上加利，愈滚愈深。遇了大债主上門，无法应付，他总是装腔作势地问大儿子順恩：“某人的款子已经准备好了嗎？”顺恩說尚未筹齐，虞即破口大罵：“为什么这样不顾信用？我老早就关照过你了！”有时顺恩不堪忍受，竟至反唇相讥，拆穿了父亲的西洋镜，因此父子两人弄假成真地吵闹起来，债权人看不过意，反而要替他们父子做和事老，自愿延期。还有一些零星债主，终日纠缠不走，虞只得避而不见。“大躲在浴堂，小躲在戏园”，这是当时上海人士形容虞洽卿避债的两句話。他在穷极无聊的时候，只得用流氓手段来进行诈骗。一九二九年，他预先知道南京财政部即将发表命令，非银行业不得经营储蓄业务，他又知道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并未领有银行营业执照，但它的储蓄部却在吸收存款，于是他灵机一动，向财政部呈准设立“上海永安储蓄银行”。等到命令发表，永安百货公司申请领取银行执照时，财政部以上海已有永安银行备了案，饬令更名再核，永安公司主持人郭琳爽急得走投无路，最后只得出重价向虞购买永安银行执照了事。
一九三七年，对日抗战开始，七十三岁的虞治卿还是欠下一身的债。四明银行是他最大的债主，所欠达三百万元，他一向置之不理。以前四明本身无力维持，由中央银行接管时，宋子文原拟采取“大鱼吃小鱼”的手段，令中央银行以债权人身分处分三北公司的财产，但因虞与蒋有一定的关系，又值八一三战事爆发，始未实行。一九三八年，债务逼得更紧，尤其是欠下英国汇丰银行的一笔英镑债即将到期，已经一再展期，他只得亲到香港去见汇丰大班史蒂芬，老实地说：“三北欠款，根本无力偿还。现在我提出两个办法，请你們考虑答复：一是三北公司宣告破产，根据破产法按比例摊还债权人；二是将四万八千镑欠债延期十年偿还。”史蒂芬想了一想，觉得破产偿还，根本捞不到什么，倒不如答应展期十年，或者还有一线希望，因此答应了他的第二个要求。第二天，虞又跑去对史蒂芬說：“十年期限太久了，我也觉得过意不去。汇丰如能再借三北公司五万镑，用以买进海轮，扩充营业，三年之内可以连同前欠本利一次还清。”这本来是虞偶然发生的一种幻想，并不指望成功，不料史对这个建议感到很大的兴趣，居然一口气答应下来。原来他看到中、日战事一时不会结束，海外运输大有可为，他就慷慨地签定了增贷五万镑与三北公司的贷款合同。
抗战前，三北公司曾向挪威商华伦洋行订购海轮三艘，总计约二万吨，价格美金一百万元。船到远东后，上海战事已起，虞正苦于无力付款，汇丰合同签订后，即付清船价，并以“华伦洋行”代理名义，将该三轮悬挂挪威旗帜，行驶于南洋、香港之间。
虞正拟摒挡回沪，适值蒋介石派许世英到港组织“中国救济总会”，向港、澳及海外华侨募捐救济战时难民。许对虞说：“上海救济事业，政出多门。希望阿德哥回沪与工部局西董协商，成立一个华洋合作的统一的救济机构，以便发挥更大的力量。”虞返沪后，正值战地难民源源涌入租界，栖止无所，工部局认为影响“市容”而大伤脑筋，虞提议组织华洋合作的救济机构，正合他们的需要，因此很快地就在广东路九十号三北公司三楼成立了“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推虞为会长，并推英商颐中烟草公司经理麦克诺登为副会长，与各慈善团体联合，开展救济工作。
虞原意欲引用他的朋友魏伯桢担任救济协会负实际责任的秘书长，因魏不谙西语，有人推荐袁履登，不便拒绝，就请袁出面，而以魏为幕后活动者，大小问题都交魏处理。有一次，袁要修理自备的汽车，把一张一千四百元的账单交给财务组付款，虞得悉后，立即开了一张私人支票交给财务组销账，并大打官腔说：“救济机关岂能为私人报销修理费，我愿赔出了事，以后必须注意。”大家知道，虞是个一毛不拔的人，这次忽然如此慷慨，其目的是要借题发挥地暴露袁的弱点，借以打击他的威信，使他从此不能过问会务。以后虞利用“难民救济协会”名义请得免税执照，装运洋米来沪，自己大做生意，大发国难财，而袁无法干涉，一千四百元真可算得一本万利。
一九四〇年春天，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总董凯自威通过华董及商会，召集各同业公会理事长举行联席会议，商请各方垫款购办洋米，用以保障租界民食；关于采购、运输、储存、调拨等事，统由工部局负责办理。华董虞洽卿、何德奎首先表示赞成，各行业代表均无异议，当场决定垫款办法，分为甲、乙两，甲级垫二百万元,乙级垫一百万元，由工部局集中支配。
这时虞洽卿有一批挂着外商旗帜的轮船，从西贡装米到上海。水脚每吨十四元美金，单就华伦洋行代理的那三艘海轮来讲，一起趟水来回运费就有二十八万元美金的收入，一月两趟水就是五十六万美元，两月来回，购船成本一百万美元就可以赚回来了。同时虞还利用意大利人组织了一个“中意轮船公司”购运洋米，往来于南洋、上海之间，意大利为日本的同盟国，日本海军不加检查，因此大获其利。
所谓“中意轮船公司”是抗战初起时办起来的，此中原委，应当交代一下。那时三北公司有船二十余艘，总计吨位约九万吨，其中三万吨被国民党军队扣留炸沉，用以封填江阴要塞，二万吨开往长江上游，无法开回，留在上海的约有四万吨，一时也难于开展业务。虞正在无计可施，忽然峰回路转地碰到了一个机会。原来此时虞的女婿江一平打算离沪赴渝，在字林西报登有广告，出大让西路住宅，即有意大利人前往接洽，要求即日迁入。此人就是意大利驻沪領事，因为原住所逼近日本军营，急需迁地为良。通过江一平的关系，虞与意領直接见面，除允其即日迁入外，并进一步商谈彼此合作做生意的问题。那位领事因为有利可图，并且知道虞是上海的著名“大亨”之一，便指定意商泰来那齐为代表，与三北公司合伙组织“中意轮船公司”，议定股份分配，三北占百分之八十八，意商占百分之十二，虞派第三子順慰为三北的代表人。但意商并未付过分文股本，后由泰来那齐从营业收入中按月拨出百分之十二弥补了事。中意轮船公司有轮船八艘，共两万吨，约占三北留沪輪船吨位的百分之五十，往来于上海、西貢一带，主要业务为运輸洋米。
由于运米为三北公司的主要业务，于是有人骂虞为米蛀虫。虞则声辩说，他并未做米生意，他赚钱是运输水脚上得来的。事实上，虞在开始一个时期自己确实沒有做过米生意。工部局停止运米后。虞发起组织“平粜会”，号召各行业垫款向海外购米，其目的也是想为他的航务赚运费。
所谓“平粜会”的来源，这里也必须交代一下。工部局停止运米后，虞在他主持的商界联合会召集各同业公会讨论开办上海“平粜会”的问題。虞首先发言说：“中、日战事正在继续扩大，上海粮食将更紧张，本市储粮至多不过供两个月之用，升斗小户，每日籴米为炊，一旦缺米，问題十分严重。未雨绸缪，必須早为之备。希望大家筹垫款项，向西贡定购洋米，开办平粜，在战事未结束之前，续办续购，以维持市民的口粮。在此乱离时代，做些慈善事业，可为诸公造福。至于运輸任务，我可完全负青。为了减轻平粜成本，我在运费上可以打些折扣，以襄善举。”接着，以银钱业为首的代表发表意見，赞成定购洋米，反对开办平粜。他们站在唯利是图的資产阶级立場上，赤裸裸地说：“各业定购洋米，米到即由垫款各同业自行分配，既维持了民食，又保障了垫款者的利益，一举两得，大家自然会踊跃从事。至于平粜，则应由慈善机关办理，而不应由同业公会垫款。”虞：“代同业公会办米，那岂不是要把上海粮食的一大半都包下来嗎？这个问题太大，恐怕我们办不了，今天还是先讨论平粜垫款的问题吧！”当时各行业代表对于办平粜一事多不热心，不肯发表意見，因此会议陷于冷场。最后还是虞站起来打开僵局说：“今天的会议是讨论办平粜的问题。我提议：赞成办平粜的留下来，不赞成的先退席。”当场退出会议者二、三十人，约占与会者的百分之五十，留下来的有面粉业王禹卿、杂粮业曹莘耕、陈子彝，米业张念萱，棉布业丁方沅等，有的认募二万余元，有的认募万元或几千元不等，共计认募了二十五万元。开台锣鼓打过后，虞又召开了几次会议，先后共募到近百万元，于是“上海平粜委员会”得以成立。该会规定，凡认募达二万元以上者，一律推为常务委员。首次常务委员会是在三北公司航运俱乐部召开的，所指定的秘书、办事员等均为虞的私人，因此该会实权完全掌握在虞的个人之手。该会通过银行押汇，向西贡购办洋米，由华伦洋行承运，先后运到洋米四、五次，均由各米店发售。此次参加平粜会的各代表反对同业公会自己分配，坚持举办平粜，如果认为他们是热心平民食粮，那就未免太天真了。首先，虞的打算实在比那位银钱业代表还要“精明”，他是披着慈善家的外衣，做着米蛀虫的勾当，这是名利双收，一举数得的事情：第一、用救济会的名义购买平粜米，进口照会容易打出来；第二、以赈济难民为名，海关只收码头捐，不收进口税；第三、他自己还可以浑水摸鱼地搭运西贡米。由于有这许多好处，他除在上海举办平粜会外，随后又举办“宁波平粜会”、“镇海平粜会”、“三北平粜会”等，从西贡继续不断地装米进口，而他就俨然是个“关心民瘼(mò，病，疾苦)、誉满全国”的大慈善家了。当然，这件事情瞒不过曹莘耕、陈子彝、张念萱等，这些有名的米蛀虫岂肯放过机会，大家都要假公济私地做米生意，虞洽卿无法拒，只好利益均沾，但是彼此之间不免发生矛盾，于是个中底细被揭穿，而虞洽卿原来是个“米蛀虫大王”的臭名气，也就遍传一时。虞曾满腹牢骚地说：“好入难做，我办平粜原是救济民食，偶因吨位不足，水脚要浪费，也办些米来凑足吨位，这不能算假公济私。平粜会其他常务委员办米比我办得多，现在却把责任推在我一人的头上，人心真是太可怕了。”不论怎样，就在这一时期，虞洽卿购进了大批房地产：一百万元买进了南京西路成都路盛宣怀家祠地皮，五十一万元买进了“大上海”大戏院，七十万元买进了神州旅馆门面，六十万元买进了泥城桥鸿福里、重华新村。
虞洽卿发了国难财，由一个负债累累的“空心大老”变成了名实相副的大富翁，但是，他在上海的处境却步步陷于荆棘，使他坐卧不宁。此时上海已秘成为“孤岛”，租界名存实亡，日伪特务横行一时，几乎每天都有暗杀或绑架案件发生。同时，蒋介石特务也在上海采取狙击行动，因此无论亲日、抗日两派人物的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沪西歹徒、汪记特务七十六号的组织者之一吴世保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要绑虞的票来大捞一把，重庆特务则警告虞不得与日伪往来。日本侵略者鉴于虞是上海的头面人物，想拉他下水，曾经请一个二十年前与虞有旧交、年已八旬的日本老翁到上海，劝虞与日伪合作，但虞慑于重庆特务的无情枪弹，不敢有所表示。最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虞就不得不抱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开这个“孤岛”了。
虞下决心动身之前，他的女婿江一平在重庆发来一个电报，据称：“委座（指蒋介石）问他（虞）何日启程，走的是那条路线，踏先告知，以便派人照料。”据虞自己透露，他接到宁波专员公署转来将介石的两个电报，一电劝他到内陆从事工商业建议，一电问他何日启程。不管怎样，蒋劝他离开上海是事实，他非走不可了。
虞离沪之前，把现款都买了房地产，而使他放心不下的还有两件事，一是“难民协会”，一是运米生意。前者他觉得沒有他在场，魏伯枝未必能顶得住袁履登；后者虽然可以交大儿子顺恩去办，但是家庭之内矛盾重重，恐难和衷共济。虞有三个儿子，順恩、顺懋、顺慰是三个母亲所生，兄弟之素来不和睦。顺恩是大姨太太所生，大部分财产都掌握在他的手里，素为两个兄弟所妒忌。顺慰从外国留学回来不久，虞派他管理“中意轮船公司”，又和两个哥哥发生争权夺宠的事情。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富有之家，兄弟因争产而不和，是不可避的，虞的家庭，正是这样。
虞自沪到港后，即动脑筋进行另一投机事业。原来自太平洋战事发生后，中国沿海在日寇海軍的封锁下，长江又被侵入，航运事业已成末路，虞遂变计着眼于陆地运输事业。当时华伦洋行代理的三艘轮船已被日寇飞机炸沉，虽向英商保过险，但赔款问题尚未解决。虞到香港向华伦洋行先挪用五万镑，买进一批福特卡車，取道仰光开往昆明。以前三北轮埠公司在全国各地设有码头堆栈,重庆办事处的规模更大,今后改水运为陆运，这些設备仍可利用。虞到重庆后，即与王晓籁、朱联馥等组织“三民贸易公司”，以王为经理，朱为协理，刘文照为运输主任，虞本人虽不居名义，实际上是大权独揽的董事长。该公司共有押运员、办事员十一人，资本共二十万元。虞之所以与王晓籁合作，是因王与“交通部长”张公权为儿女亲家，与次长卢作孚也有交泣，可以通过他们得到很多的便利。关于股权分配，原定虞占八成，王占二成。后因王未交出资金，虞也拒不分肥，两人因此几乎闹翻，经钱新之调解了事(给了王晓籁一笔钱）。虞又令第三子顺慰到重庆组织“川光公司”，该公司与“三民公司”及朱联馥所主持的另一“西川企业公司”鼎足而三。他们第一次办货一百〇二吨，就是三个公司合作的，表面上说支援战略物资，实际上运的是日用百货商品。在三个公司外，虞本人还附带兼营一些个人貿易。
虞鉴于滇缅路为云南军阀龙云的势力范围，因此亲到昆明与龙接洽，并与龙手下云南财阀缪云台合资开设“三北运输公司”，增购福特卡车一百二十辆，往来于滇、缅道上。虞得到蒋介石的一张“手谕”，写明虞在滇、缅公路“抢运物資”，沿途军警不得加以留难。有了这件法宝，“三北运输公司”所属车辆，于装运軍用物资之外，兼运私商貨物，就头头是道了。
当日军侵入仰光，曼得勒十分吃紧时，在曼得勒的印度商人急需脱货求现，所存大小五金及日用百货都以仓库容量来论价，即一个仓库的货值多少罗比，其代价不及进价的百分之四十，甚至不及百分之二十。虞开了十几辆卡车，携带大宗罗比，亲自押车到曼得勒抢购这批廉价货物。但当运到昆明后，因局势日趋紧张，何应钦下令滇、缅路全路卡车集中使用，各种所装货物不得不在昆明出售。虞认为昆明利润不及重庆厚，心有未甘，仍抢运了一部分寄存在四川泸州仓库，待价而沽。后来据他的儿子顺慰说，寄存泸州仓库的这批货，有人控告是侵占了公家的物资，重庆“国家总动員会”下令扣留，弄得在法院打官司，直到一九四三年才判决发还，而这时物价更涨，反而赚了更多的钱。
虞治卿大发国难财后，仍然是一个一毛不拔的悭(qiān)吝鬼，宁波同乡对他的印象非常恶劣。他曾写信要长子顺恩到渝处理家庭事产纠纷，而顺恩久久不来，老头子只得于一九四四年亲到温州约他见面，不料順恩仍托词未至。虞在温州住了将近一个月，有些当地宁波同乡听到洽老发了财，向他告贷，虞却避而不見。过去虞在银钱上有进无出，大家知道他天天过年三十夜，都很原谅他，但此时发了大财，眼见同乡流离顛沛，仍然顽若无睹，因此同乡无不戟指唾骂。虞在温州再也呆不下去，只好悄悄溜回重庆去。
虞待手下人也极刻薄，使大家都有吃不饱、餓不死之感。三民公司结束时，虞将未售出的货物压低结价，解雇了一批职员，大家都骂他“有事有人，无事无人，损人利已，没尽良心”。
一九四四年，七十八岁死在重庆的虞洽卿，他的一生，极尽翻云复雨、投机取巧、假公济私、损人利己之能事。他童年时代立志要做买办，是有其思想根源和时代背景的。一八八三年他到上海学生意，正是西方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大量侵人中国的时期。一八九四年进鲁麟洋行做买办，正当甲午战后，“大清帝国”被小小日本打败了，割地赔款，屈辱求和。五年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辛丑条约将中国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虞洽卿崇洋、畏洋以及攀附洋人的思想，显然受了时代的影响。
有人认为虞治卿是英帝国主义的走狗，是皖系军阀的走狗，最后做了蒋介石的走狗。但是说得更确切点，虞洽卿不是一个帝国主义的走狗，而是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也不是一个派别军阀的走狗，而是一切军阀的走狗。总的說来,买办资产阶級是中国人民的三大敌人之一，这个阶般本来就是帝国主义所造成，作为它們经济侵略的助手的。因此，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形成了三位一体，是很自然的慎情,也是势所必然。
他的一生，根据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利害关系来决定他的政治倾向。大体上，一九一二以前，他主要是为租界政权服务，借以打通帝国主义的路线。如大闹会审公堂案发生，他出面调解，劝告商店开市，果然以此得到了西方帝国主义的赏识。北洋军阀执政时期，他与亲日派安福系勾搭上，做了淞沪市政会办。五卅运动时期，他丧心病狂地为帝国主义及军阀政府服务，企图分化中国人民的反帝统一战线，十足地反映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三位一体。
上海总商会在虞洽卿以前，历任会长多属于民族资产阶级。自从掌握在买办资产阶极之手以来，这个“法团'就完全站在中外反动派一面，而完全与人民为敌了。如奉軍南下时期，邢士廉任戒严司令，乘承帝国主义旨意，封闭总工会、解散工商学联合会、洋务职员公会和海员公会，大捕进步人士，这一切都与虞洽卿的心意相合，因此，他与邢士廉、常之英靠得极紧。一九二七年以后，虞洽卿一直跟着蒋介石走，从勾结法西斯轴心转而投入西方帝国主义的怀抱。他的一生，不论政治投机或经济投机，他自己觉得算盘打得极精。但是生前怨声载道，死后臭名远扬，盖棺论定，富貴浮云，看来他的算盘打得并不高明。